1954年,大和东京大学感染研究所的病毒生物学家Yasu-ichi Nagano和Yasuhiko Kojima在进行牛痘疫苗研究时发现,在将经紫外线灭活的牛痘病毒注射到家兔的皮下,之后提取家兔的血液匀浆,再将该匀浆注射给未感染牛痘病毒的家兔,发现这种匀浆可以使家兔避免牛痘病毒的感染病毒,也就是牛痘病毒的生长受到了抑制。这种具有病毒抑制作用的匀浆出现在接种病毒后3-5天,后来他们将这种病毒接种5天后出现具有病毒抑制作用的物质称之为“病毒抑制因子”(Virus inhibitory factor),并将该结果发表于法国杂志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 Biologie之上。但之后,两位生物学家并未非常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发表在法文杂志上,阅读到此文献的人也非常有限。更为重要的是有很多后续的学者认为他们只是发现了病毒干扰现象,而且当时这两位生物学家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错误就是认为这种“病毒抑制因子”应该是一种碳水化合物,当然这也与当时他们采用了动物体内研究的模型而当时缺乏物质纯化或克隆技术有关。
干扰素抗病毒作用机理的探索历程
继Isaacs发现干扰素之后,人们对干扰素抗病毒作用机理的探索又经历了一个喜剧而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 Robert M. Friedman。1958年Friedman毕业于纽约大学医学院,在纽约大学医学院期间,Friedman就对微生物学具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在其大学即将毕业的最后一年,Friedman面临着一个重要抉择——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职业生涯。当时,很多年轻人最热衷的选择就是参军做军医,但 Friedman还是有些困惑。当Friedman将其困惑和其老师进行沟通后,其老师将其推荐给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负责微生物研究的Sam Baron博士。Sam Baron博士安排了Friedman在其研究室进行面试,面试过程非常有趣,Sam Baron一边进行自己的实验,一面与Friedman进行交谈,期间Friedman几乎未讲一句话,仅仅是在Sam的询问下重复了两次自己的名字,然而Sam却说“你的想法非常好,也许我们可以录用你”。之后,Friedman和Sam共同致力于动物从病毒感染中恢复健康的机理研究。研究过程中,他们发现实验动物可以在不产生针对性抗体的情况下从病毒感染中痊愈,而似乎与与疫苗接种生成保护性抗体的机理完全不同。这时Sam突然决定,要与 Friedman一起到英国伦敦与Isaacs共同研究干扰素,这在当时却是Friedman第一次听说Isaacs和干扰素。之后Friedman在 Isaacs的研究室Mill Hill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进行了两年的研究,在此期间,Friedman发现干扰素在动物体内产生于病毒感染的部位,并确定动物之所以能从病毒感染中恢复也是由于干扰素的作用。之后,由于Isaacs受到了严重抑郁症的影响,Friedman受到Isaacs的指导越来越少,然而Friedman对于干扰素的研究并未停止,并在1966到1971期间,发现干扰素对病毒的抑制作用主要是干扰素干扰了病毒信使RNA功能,而抑制了蛋白的合成。之后干扰素抗病毒作用的作用机理才被逐渐展开。
干扰素的抗病毒应用——从实验室研究到临床实践
在干扰素50年的早期发展历程上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就是Derek C. Burke,Burke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在其毕业之后,Burke面临着与Friedman同样的困惑,要么参军,要么工作,在工作方面Burke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个是进行火箭燃料研究,一个是到位于Mill Hill的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NIMR)进行有关病毒的生物化学研究。最后Burke选择了进行病毒学研究,并在Mill Hill结识了Isaacs。在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时,Burke征求了Isaacs的建议,当时Burke本来想进行有关流感病毒的提纯及其发病过程等的相关研究,然而,Isaacs却建议Burke协助他一起进行干扰素的研究。当时人们对干扰素的热情正处于高涨时期,很多学者已经在考虑如何将干扰素转化为实际应用。当时人们就在设想是否会有希望将干扰素发展成为一个对抗病毒感染的抗生素。而且在50年代的英国还盛传着另外一个关于盘尼西林的故事——盘尼西林由英国人发明,传到了美国进行了工业化生产并注册了版权。因此很多英国学者就不希望在干扰素领域再发生这样的问题,因此,很学者包括Derek C. Burke把精力投入到干扰素的生产流程的研究,也的确在1980左右实现了通过人类白细胞进行干扰素量化生产,虽然这种生产方式无法与基因技术出现后的生物工程生产方式相比,但对干扰素从实验室成功的走向临床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干扰素的免疫调节机制: 一个诞生于年休假的传奇故事
Samuel Baron毕业于纽约大学,在其毕业后的25年间(1955–1975)一直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进行宿主免疫防御对于抵抗感染的相关研究。1960年,一个纯属偶然的机会,使其研究兴趣完全转到了干扰素和人体免疫系统的研究。本来,Samuel Baron到英国Mill Hill是去会见流感病毒的发现者Andrew博士,并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与其共事,然而当Samuel Baron到达英国的时候,Andrew博士却告诉他计划有所改变,Andrew博士要退休,并问他是否乐意与Alick Isaacs共事,当时与Isaacs共同发现干扰素的Jean Linndenmann已经回到了瑞士,不在Mill Hill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Samuel Baron将其重点转移到了干扰素与机体免疫系统相关研究之上。也是Samuel Baron与Isaacs的共同研究证实了干扰素在机体免疫系统对抗病毒感染中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正是他们的研究为干扰素在临床的应用提供了更多的证据,并为干扰素抗病毒的双重作用机理奠定了基础。
使干扰素的临床应用成为可能——固执的老头Sidney Pest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