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

赵德峰 · 发表于 2024-8-31 16:3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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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庸》
   中庸，作为一门处世哲学，影响了国人两千多年，潜移默化地控制着很多读书人的思想和观念。直到现在，不管理不理解，很多人依然开口闭口都是中庸之道，装得跟大儒一样，唬一唬人还是可以的。圣光之下，几乎没有人敢说中庸不好，也几乎没有人敢质疑中庸对错，如此中庸，还中用吗？不晓得。中庸之道毕竟也是一家之言，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更不是永恒的话题。对待“中庸”，不能辩证地理解与接受、不能理性地继承与发扬，一味地默认和跪舔，最后也难免会从“中庸”走向“平庸”。
   《中庸》，是一本书，是儒家经典之一，相传为战国时期孔伋著述。孔伋，字子思，孔圣人嫡孙，春秋时期鲁国人。子思受教于孔子的高足曾参，其门人再传给孟子。子思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深受孔子中庸之道的影响，并进一步“发展”之，终成思孟学派的代表人物。子思在儒家文化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学说对宋代理学（是宋代哲学的主流，是儒家哲学的特殊形式，又可称为道学；是兼容佛、儒、道三教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爱好儒家文化的人，一定要把孔子、儒家文化、孔孟之道、中庸之道等区分开来才行，不知博大，难求精深。中庸之道对古代教育贡献很大，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是有道理的。其中“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三达德”（知、仁、勇）、“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等内容，对为人处事和人性修养有重要指导意义，历经代代相传，可谓根深蒂固，真的是背景深厚、源远流长。
   中庸之道强调以“诚”为核心，认为“诚者，天之道也”，通过修养达到“至诚”境界，便能与天地鬼神相通。这对后世“五常”（仁、义、礼、智、信）学说的形成有着深远影响。是非对错暂且不去讨论，只有笃信笃行者才有资格评述。中庸之道强调以“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为人处世。用现在的大白话说，这种“刚刚好”或者叫“最好”恰恰就是一种小概率，试问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当追求“十分完美”成为一种强迫症的时候，人与社会或许就真的病了，大多数不能出类拔萃，只有接受同质化、忍受平凡。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情况下，不选边站，墙头草能直着长吗？投机未必能够取巧，结果就是看似两边不得罪，实则两头不讨好。就像现在的追星一族，在“没有自我、忘记自我、迷失自我”的煎熬中，既不能自强不息，又不能厚德载物，反而误了美好前程而沦落为笑话，悲乎甚也。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焚书坑儒的典故，其实“焚书”和“坑儒”是两件事。
   焚书：秦朝建立后，秦始皇为了巩固统治，加强思想控制，采取了焚书的措施。这一事件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起因是秦朝内部关于分封制（中国古代分封诸侯的制度）与郡县制（中国古代实行的中央集权体制下，郡、县二级政权的地方行政制度的总称）的“争论”，以及儒生们对朝廷政策的“抨击”。秦始皇盛怒之下下令焚烧除医药、卜筮、种植、养殖等书籍以外的民间藏书，这包括“诸子百家”的著作，这一举措旨在实现思想上的高度统一。请注意，这里的焚书也并非只是焚的儒家之书。每一本书中的思想、观点大都通达了作者的内心世界，有些是与皇权格格不入的，讨人嫌本身就不是个好事，何况是讨秦始皇的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简称“双百”方针），是由毛主席提出，经中共中央确定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和科学事业的长期性的方针。纵然是秦始皇和历代封建帝王都难有这种格局和胸怀。
   坑儒：坑儒事件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与焚书事件相隔一年。这一事件的起因是秦始皇对术士们（泛指儒生、道教之士、方士、江湖术士、法术之士等）的“欺骗”行为感到愤怒。秦始皇因术士们未能找到长生不老药，且背后议论、诽谤他，于是下令将相关人等四百六十余人坑杀于咸阳。请注意，这里的坑儒也并非只是坑的儒家弟子。尽管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那些一肚子墨水的狗头军师们（常用来比喻爱给人出主意而主意又不高明的人，也比喻专门出坏主意的人）也着实成了朝廷的心腹之患。龙床之侧，岂容他人评头论足、说三道四。不听话，活埋之，也是个办法，尽管有些残酷。
   毫无疑问，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改革家，是首位完成华夏大一统的铁腕人物，历来被誉为“千古第一帝王”。焚书坑儒对他来讲有足够的理由，对后世来讲有深远的影响。是非功过已经淡如历史云烟，不必过分纠结，后世谈论起来也常常是毁誉参半，恰恰说明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包容。
   或许就是从焚书坑儒开始，才让那些满腹经纶的术士们开始反省、修正、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言行。既不能恃才傲物，又不能无所顾忌，明哲保身才是最重要的，这远比被坑杀了要好得多。于是乎，中庸之道变得更加柔美，去锋芒、藏棱角，慢慢地顺应、适应了统治阶级的需要，甚至于为之张目、鼓噪，从此开始中庸之道或许又少了一些任性、多了一些奴性。于是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西汉学者董仲舒提出的建议汉武帝实行的统治政策和治国方略。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罢黜百家：即废弃或排除其他各家学说，特别是法家、道家等非儒家思想，从而为儒家思想尊崇地位的确立铺平道路。表章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汉武帝即位后想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恰好儒家的“大一统、仁义思想、君臣伦理观”给使上了劲。于是乎，在思想文化领域，“儒家很快就取代了道家”。其实，这时候董仲舒提出的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已经不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版，而是升级版了。其中掺杂了道家、法家、阴阳家的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是与时俱进的新思想，也算是“新儒学”。懂得变通，懂得与时俱进，这也是儒家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新儒文化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与历代儒客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
   近代中国史，率先揭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人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1921年），长沙人，原名易坤，从小刻苦好学，熟读四书五经和《资治通鉴》，对中国古代文化有深刻的了解和体会。易白沙是“新文化运动”中“反对尊孔读经”的第一人，也是“五四时期的一位风云人物”。他是《帝王春秋》的编写者、又积极为《新青年》撰稿。其主要贡献包括在新文化运动中批判孔子，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揭开了五四时期批判“孔子专制主义思想”的序幕。他撰文宣传“民主”与“科学”，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易白沙的一生充满了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他在思想和行动中体现了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不可磨灭，使他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
   中庸之道的当代价值：中庸之道，强调“适度、平衡、协调、妥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庸之道在当今的社会中仍然具有指导个人行为的现实意义。当下，人们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冲突和选择、竞争与内卷，不同的事物、利益和观念之间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这时候，中庸之道能够有效地帮助人们在不同选择之间快速定位，从而更好地保持内心的稳定和情感平衡，避免过分的追求或放纵，保持内在和谐，能及时平复各种执念和情绪。其次，中庸之道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指导组织管理的价值。在企业管理中，需要协调不同部门、不同岗位之间的关系，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也需要管理者具备一定的中庸精神，能够平衡各方利益，协调各种矛盾，以满足企业健康运营和发展的需要。再次，中庸之道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涵盖全球的价值观，比如世界命运共同体、比如一带一路、比如国家、地区之间的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等等。地球村里，我们面临的不仅是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还有各种意识形态、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与渗透。这时，中庸之道能够帮助各种文化间互相尊重，在交流和融合中找到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支点和平衡。
   从有利的一面讲，中庸之道有柔和性、规范性和普世性；从不利一面讲，中庸之道又具备太多不必要的奴性、依赖性、约束性。很多时候，在特定条件下，中庸之道似乎又是紧箍咒，阻碍了创意、创新、创造的发展。这时候，中庸不是避风塘，更像是一堵墙、一种借口、一个挡箭牌、一堆推诿的理由。
   辩证地看，中庸之道的学术价值具有明显的时空局限性，因事而异、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用得上，就有价值；用不上，就没有价值。“中庸”之道中，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认为喜怒哀乐等感情还没有抒发出来的时候，叫做“中”；抒发出来而又完全符合礼义的标准，叫做“和”。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就会各安其位、正常运行，万物就会正常地生长、发育。这种理想中的浪漫主义真的好美，美得合不拢自己的嘴。在大家喜欢听好话的时候，中庸之道恰恰又能够用委婉的表达投其所好。北宋理学家程伊川对“中庸”的解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也仅仅是文人一厢情愿而已。后世很多儒客多有自己的释义、拾遗和质疑，也就真正算得上是各抒己见了。
   《中庸》通过其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注本，对中国古代以及现代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可能是受经历、能力和性格局限，我认同儒家文化中的很多思想，也接受其诸多观点，但我做不到中庸，常常剑走偏锋，另辟蹊径，或亏或盈，或对或错，总觉得有主见，比无所适从好，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真的是百事难成。同样道理，我交友做事，也不喜欢把中庸挂在嘴边的人，我认为他们大都不是真儒，也不会有多大出息。无论做人做事，尊重个性、发挥个性很重要，人性最怕被格式化。就像孙猴子，降服他的并非佛法，而是紧箍咒。闲暇之余，一孔之见，一家之言，小记之，权作笑谈耳。
（2024.8.31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