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山多林密 养“猪”为患

猪年

　生态环境不好市民抱怨，生态环境太好市民也抱怨。这不，香港正在烦恼着，因为野猪。由于环境保护得力，香港境内野猪大肆繁衍，势力大到已经开始入侵传统人类居住区。为控制野猪数量，早已进入发达社会的香港，还保留着两支野猪狩猎队，这两支狩猎队携枪出动，每年要打掉上百头入侵人类领地的野猪。但没有天敌的野猪，近年来繁衍速度越来越快，光靠两支狩猎队难以控制。<p class="zhuecontent"><strong>大都会的两支野猪狩猎队</strong></p><p class="zhuecontent">　　前日晚间8时整，香港西贡的一条偏僻村落附近，陈更和5名队员举着猎·枪蹲守着，静候目标的出现。在邻近村落的一片草丛中，他们已经蹲守了整整4个小时，走出草丛半步和一句大声交谈，都是不允许的。</p><p class="zhuecontent">　　队长陈更和他的队员们，隶属于西贡野猪狩猎队，这是一支由港府特准、专门对付野猪的民间狩猎队。陈更拥有一支军事部队才配备的长枪，副队长则持有一支意大利制造、外表华丽的猎·枪。</p><p class="zhuecontent">　　在言谈中，很容易感受到陈更的自豪感，因为在香港，一共只有32名普通平民获准持有枪·支上街，这32人分属于仅有的两支野猪狩猎队，而其他的军事发烧友持有的枪·支，只能存放于枪会，手痒想打枪，只能去自己所在的枪会过过瘾。</p><p class="zhuecontent">　　香港西贡狩猎队和大埔狩猎队，均在邻近深圳的新界。由于环境保护得当，在新界的大片土地上，野猪大量繁殖、为了控制野猪繁殖速度，发达城市中极为罕见的狩猎队，在香港存在了几十年而不被取缔。</p><p class="zhuecontent">　　前日下午3时，陈更在其位于西贡的别墅豪宅中，和队员们交待随后的捕猎行动，在经过多次沟通后，行事低调的西贡野猪狩猎队，终于同意南都记者跟随队伍，采访他们的狩猎行动。</p><p class="zhuecontent">　　陈更从自己的枪柜中，取出了防暴步枪进行检查，这是一支与香港防暴警察同样制式的步枪，从美国进口的子弹，一粒10港元。与陈更同年入队的观塘区议员范伟光，持有的则是一支稍显普通的意大利产猎·枪。</p><p class="zhuecontent">　　举着枪狩猎虽是拉风之事，但要想加入，却是极难的，港府部门组织的考试，淘汰率高达九成，用范伟光的话说，难度100%超过了考警察，因为前任队长就是因为通不过考察而无法续任。</p><p class="zhuecontent">　　即使通过考试，也并不是意味着可以自动加入。陈更说，狩猎队内部还有严格的考核，除了射击技巧外，狩猎队还会考察申请者的品德与行为操守，“如果枪·支交到不合适的人手中，队员本身比野猪的风险要高得多。”</p><p class="zhuecontent">　　范伟光直言不讳道：要成为狩猎队队员，每个人一年要交1万港元左右，港府没有任何补贴，每名狩猎队员的惟一回报，就是有机会品尝到野猪肉的美味。</p><p class="zhuecontent"><strong>野狗闯入惊跑露头野猪</strong></p><p class="zhuecontent">　　“附近有村民向政府投诉，说野猪入侵他们的村庄，渔护署将个案转交给我们，要我们前去猎杀。”范伟光介绍说，虽然是狩猎队，但他们不能随便出动，只有渔护署给他们任务，并向警察局备案后，他们才可展开行动。</p><p class="zhuecontent">　　当日下午4时，狩猎队6名队员出现在西贡的一条偏僻村落中。由于已到冬季，原本生活在邻近深山之中的野猪，开始走下山来，进入人类聚集区寻找食物，而每当冬季，香港居民遭野猪惊吓或袭击的个案，也开始急剧上升。</p><p class="zhuecontent">　　由于野猪肆虐的区域太多，为了尽可能多地展开行动，提高狩猎效率，西贡野猪狩猎队已经放弃了延续多年的“围山—放狗—追猎”模式，转而采用定点狩猎方式。</p><p class="zhuecontent">　　“以前我们要养猎狗，打猎时一批人早上出动。带上猎狗，队员们先包围一座山头，带狗的队员进山去找，狗发现目标后就会把野猪赶出来，然后持枪的队员负责射击。”范伟光说，传统的狩猎方式刺激些，但效率很低，也没有现在这么安全。</p>　　在队员进入伪装地之前，陈更指挥队员将大量的红薯丢弃于一片荒地之中，这种投食模式已经持续多日，在发现野猪已形成来此地吃红薯的规律后，他们才决定于本周一展开围猎行动。

猪年

　放几张凳子，静坐于草丛之中，然后就是蹲守，静待目标的出现。狩猎队的打野猪模式，大大出乎南都记者的意 料，印象中的“ 牵狗 、找足迹、追跑着打猎”的刺激场面，一个也没有发生，当记者问“这种狩猎方式会不会太没乐趣”时，陈更回答说：关键是尽快除去猪害，以免市民被野猪袭击。

　　这是一个标准的官式回答模式，但西贡狩猎队只是一个民间组织，队员们有老板，有公务员，他们加入狩猎队，更多的只是为了寻求乐趣，为何他们会放弃乐趣而选择枯燥的狩猎方式呢？

　　随后的4个小时，狩猎队用行动给了南都记者答案。下午4时整，队员们隐身于一片草丛之中，再未现身。下午5时许，一个不速之客的闯入，打乱了狩猎队的整个行动计划。陈更队长说，当时一头野猪刚露出了头，很不巧的是，一只野狗突破封锁线闯入现场，面对野狗的狂吠，野猪立刻掉头而去。

　　受惊的野猪，当天再也未能出现，至晚上8时，陈更宣布行动结束。饥肠辘辘的队员们从草丛中钻出来，面露疲惫。记者询问撤出的队员，没有打到一头野猪，是否感觉懊恼。但队员们说，很正常，习惯了。

　　狩猎结束，但行动未结束。陈更将投诉的村民叫到现场，很抱歉地说：“对不起，我们没有打到野猪，行动只能结束了，如果你们发现野猪继续出现，就再次向渔护署投诉，我们再安排过来。”

再次行动打到两只野猪

　　由于时至冬季，且香港受野猪滋扰的区域实在太多，西贡狩猎队的任务也排得满满的。昨日下午，陈更带领 7名队员，乘坐水警轮再次前往西贡附近的离岛，岛上的居民同样饱受野猪滋扰。

　　由于登岛需提前预约水警轮，南都记者昨日未能再次跟随行动。但在昨日18时许，行动队员回复好消息说，昨日下午5时许，他们打到了两头野猪，其中一只重200多斤。

　　“这还不是最重的，我们打到最大的一头，有480多斤，个头跟摩托车差不多大。”范伟光说。而在11 月30日的另一次行动中，西贡野猪狩猎队创造了更好的成绩，几名队员一次射杀了3头野猪，另有几头野猪受伤逃走。

　　香港野猪到底肆虐到什么程度，无论狩猎队还是港府部门，都无法给出准确答案。但有一个有趣的案例：香港消防部门最近经常接到报警，说有野猪跑上街，被公路旁的铁栏杆卡住脖子，消防局要出动专业设备为野猪脱困。

　　除此类略显滑稽的场面外，野猪冲入人类聚集地却充满了危险。去年和前年，香港都曾有野猪袭击市民的个案发生。陈更在评估野猪危害时说，一头成年且长有獠牙的野猪，如果袭击人类，可能产生致命的后果，而他更看到过野狗被野猪一下挑破肚皮致死场面。

　　由于香港持续改善本地环境，本地郊野公园与市民居住区的距离越来越近。此外，由于本地保护动物，导致缺少天敌的野猪数量持续增长，一些觅不到食物的野猪就开始走出丛林，前往市区山头四处寻找食物，对附近的居民造成威胁。

野猪繁衍旺盛狩猎队难应付

　　据狩猎队提供的资料显示，在香港新界葵涌、西贡，九龙长沙湾、荔枝角及观塘等地，都发生了野猪骚扰住户、入侵民宅，甚至咬伤家犬的事件。香港野生动物研究者认为，近年来香港加大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野猪作为一种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其数目有所增加；而香港不少居民区邻近郊野公园或山区林地，所以野猪轻而易举地窜入居民区觅食。

　　家住西贡村落的吴老伯，是以种本地菜为生的原住民，他对野猪可谓恨之入骨。吴老伯栽种了数百棵香蕉树和红薯、青菜，原本想以“有机菜”为招牌赚钱。但如今，这些农作物却成了野猪的美食。“我最多见过10多头野猪成群结队冲入我的果园，啃食香蕉、刨挖番薯。”吴老伯说。

　　西贡野猪狩猎队还有更为典型的个案：西贡附近的塔门岛是老牌渔港，共有接近100名原住民，但现在岛上已有超过60头野猪栖息，数量快要赶上原住民，这些野猪已经发展到不怕人类，经常闯入村民住宅外的垃圾站，四处翻找食物，人猪冲突一触即发。

　　除开本地野猪外，当地村民还曾见过几头野猪在海中游泳，从西贡一路游至塔门岛，许多村民惊叹道：“我们以前不知道野猪会游泳的，而且它们还游得那么快。”

　　饱受“猪患”的岛民在向政府求助后，西贡野猪狩猎队登岛狩猎，并成功猎杀三头野猪，其中一头巨无霸野猪公更是重达484斤。

　　“那么多野猪，光靠我们怎么打得完，能做多少算多少吧。”西贡野猪狩猎队一名队员告诉南都记者说，一头母野猪一年生两次，一次生4到8头，野生的老虎、豹子在香港已经绝迹多年，没有天敌的野猪，近年来繁衍速度越来越快，光靠两支狩猎队完全无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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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患凸显香港生态环境优越

　　对我们来说，该保育的土地，就应该保育，没有保育价值的土地，才可用来开发。圣经云，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换在城市管理上，可以说“人类的归人类，自然的归自然。

　　———港府环境咨询委员会成员、港大教授吴祖南

　　野猪为患，给市民生活带来困扰，但另一方面却也反映香港生态环境的优越。香港大学生态学与生物多样性学系助理教授侯智恒表示，野猪骚扰市民生活看似坏事，但也从侧面反映出香港野生动物数量有所增长的现状。

令内地艳羡的数据

　　“香港那么小，人那么多，都住在很小的屋子里，太难受了。”这个被许多内地游客诟病的香港现状，在香港学者看来却是一个误解。以下这组数据，足以令包括深圳在内的绝大部分城市的管理者脸红：面积仅为深圳一半的香港，发展逾百年，目前已开发的土地仅占总面积的23%-25%，港府将全部土地中的50%划为郊野公园，另外25%的土地为非常小幅度开发的农村和农田。

　　在回答南都记者“香港为何野猪为患”的问题时，做了六年“香港政府环境咨询委员会”成员的吴祖南教授以这组数据作答。他说，全世界包括欧洲、北美洲在内的绝大部分国家，在环境保育上都做不到这个程度，同样重视环境的新加坡，郊野公园面积只有国土面积的 7%。

　　香港有如此多郊野公园，主要跟缺水有关。在广东省提供东江水之前，香港是一个极度缺水的城市，为了保护水资源，港英政府在本地修建了大量的水库，为了涵养水源，港英政府又将水库附近的山地一律划为郊野公园，禁止开发，并种植大量树木，以前光秃秃的山，从此变绿。

　　这或许是无心插柳，如今却成为香港一笔宝贵的财富。正因为如此，香港的野猪才有了栖息之地，也才会出现野猪滋扰市民的情况。

　　吴祖南教授并不认为野猪数量大增是坏事，相反认为这是验证香港持续改善人居环境的实例，也是构建和谐社区的实例。在过去六年任职期间，吴祖南每个周五都属于港府。作为环境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他都要和同事讨论香港每一幅土地使用的申请，这块土地是否能开发，以及开发到什么程度，都由这个委员会来决定。

　　相比急于扩张城区面积的深圳，香港并不缺地，也不急于开发土地。“香港可开发的土地还只用了25%，另有25%的土地空间，未来可用来改善市民的居住空间，但我们并不急。”吴祖南说，香港新界有很多土地，但政府都不急于开发，因为建设城市，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土地是宝贵的资源，需要作长远规划，小心使用，因为这关乎城市的未来。

香港绝不轻易铲山

　　“广州、深圳和北京，城区面积非常大，那里的市民如果想亲近自然，走进郊野公园，很多时候都要开车两个小时，但在香港，只用15分钟，而且是步行。”吴祖南说，他工作的香港大学，只需步行15分钟，就可以找到一个保护非常良好的郊野公园，即使是上班时间，他也可以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去公园透口气。

　　吴祖南说，对于生活在都市的普通市民来讲，城市生活紧张，发展密度太高，周末如果能远离城市，去郊野看看鸟，看看树，是放松心情的最好途径。

　　大幅度的土地开发，令城市越来越大，一方面侵占了原本属于大自然的领地，另一方面也造成城市运行效率的底下。吴祖南以正大规模开发关外土地的深圳为例，城市越大，就意味着输送电力、自来水、人群流动所带来的浪费就越大，这些跨区运作所带来的碳排放也就更多。正因为如此，香港的城区建设一直局限于维多利亚港湾两侧，虽然人口密度大，但城市的运行效率很高。

　　“跟深圳相比，我们香港一定不会铲山，我们有一整套的城市规划，不能说有地就去建高楼。”吴祖南批评说，这30年来，珠三角变化太快了，经济高速发展，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得很差。

　　他再次以深圳为例说，在后海湾一带，香港有大片的红树林保护区，深圳也将大片湿地列为国家级保护区，但与香港多年来妥善保护相比，深圳却将一部分原本应为保护区的湿地改为保税区。

　　“对我们来说，这很奇怪，该保育的土地，就应该保育，没有保育价值的土地，才可用来开发。”吴祖南说。圣经云，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换在城市管理上，可以说“人类的归人类，自然的归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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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女士反对射杀

　　在前日的狩猎行动中，一名居住在村庄内的加拿大籍年轻妈妈，非常紧张地冲到封锁线边抗议。因为狩猎队封锁线上用中英文写着：野猪狩猎队实弹狩猎，禁止靠近。

　　这位年轻妈妈非常气愤地说：“你们为什么要射杀野猪？为什么要杀野生动物？”狩猎队副队长当即出面解释说，当地野猪数量太多，威胁市民安全。

　　“你们可以用麻醉·枪射晕它们，然后带走放生，为何要杀它们。”或许是出于愤怒，这位妈妈将狩猎队借用的几把椅子全数收走，还将她的两个小孩带到现场，告诉他们狩猎队正在射杀动物。

　　狩猎队副队长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其实做得不对的是这位年轻妈妈。这位外国人经常将家中剩余的食物放在空地中，喂养被人遗弃的野狗，这些食物不仅导致郊外野狗数量增加，还将原本生活在山中的野猪吸引过来，导致本地村民受到威胁。

　　尽管双方沟通时心平气和，但这位女士表示要向港府投诉，副队长事后也告诉南都记者，要向政府投诉这位女士，因为根据香港法律，任何市民不得向野生动物投食，她的行为已经违反香港法律。

　　野生动物与人类的冲突，持不同价值观的人群间的冲突，在香港一并发生。但在香港学术界人士看来，加拿大籍年轻妈妈的抗议，以及反对政府修建高铁时的官民冲突，都是香港弥足珍贵的财富。因为这正是香港多元化社会的真实体现，在各种观念的冲撞与制衡中，香港社会的发展方向才得以修正，各类法律也才能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