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价暴涨背后

共享精神

2007年，丁亥。这一年，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金猪之年，公众餐桌上常见的猪肉，却引发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关注。　　从年初至今，猪肉价一路走高，7月份涨至十年来最高点，领涨全国CPI指数近9倍。从来被视为低价产品的猪肉，当仁不让地成为领涨农副产品的“带头大哥”。
　　紧随其后，方便面、粮食、豆制品、快餐，也接连涨价。在人人谈股论房的这一年，人人也感受到了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和痛楚。
　　抢购猪肉的风潮不时发生。在广东，市民几乎踏破了超市门槛，怀集猪贩罢市；在上海，有市民自发组织起来，赶赴农产品市场搞批发；在深圳，歹徒为猪肉当街挥刀。尽管政府急急调控，猪肉的涨价势头依然有增无减。
　　细翻历史，这并不是猪以及猪肉的第一次革命。从野猪到家猪，是人类科技史的一大进步；从散养猪，到工厂化养猪场，预示着猪产业的现代化；而此番猪价猛涨，又意味了什么？
　　在一些专家看来，当猪价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反弹时，至少已经说明，通货膨胀已经从原材料传递到最终消费品。它客观上也在提醒，中国养猪业需要反思。
　　猪价暴涨的背后，人们看到的是这些因素：原材料上涨，猪疫病的大面积爆发，长期以来猪贱伤农的后遗症。被视为弱势群体的猪农，能否真正从此轮涨价中得益？
　　吃过8月8日的早餐，两只30天大的“杜长大”(三元杂猪名称)被装进一只篮子里带入全是人类的会场，有人用大手将它们抓了起来，有闪光灯开始闪它们黑豆大的眼睛，有人夸它们毛色光亮，它们却因为身体突然悬空，不停叫着不安地扭着身子，惊恐地抖着粉色的耳朵。
　　这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农村报主办的“猪价真相与普遍民生研讨会”，专家、学者、消费者、养殖者，大家讨论的是猪肉价格上涨的真相。
　　2007年，猪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引起广泛关注，当很多人在菜市场里发现猪肉价格不断上涨时，这场涨价已经成为自1997年以来猪肉价格涨得最高的一次。
　　会场里养猪户流着眼泪诉说自己养猪的辛酸，专家们举重若轻地分析着经济形势，或慷慨激昂地讨论着这场猪肉涨价的风暴。
　　作为一只猪，作为会议的主角，小猪杜长大完全感受不到关于猪肉的这场革命，只感到饱餐后的困意上来。它趴在篮子里昏昏睡去，在沉睡中等待自己的宿命——150天后，当长成为200斤重的大肥猪时，它的生命价值将得以实现——变成猪肉，摆到人类的饭桌上。
　　猪肉涨价，一端牵着忧惧的农民，一端连着无奈的市民。
　　猪肉涨价引发的连环效应
　　全国猪肉价格的顶峰从今年5月开始屡被刷新。
　　仿佛从那时开始，各地报纸成了菜篮子报价员，不断透露现在全国的猪肉“都涨价了”，“还在涨”。那一刻，高涨的猪肉价格成了上自国家高层、下至普通老百姓最关注的话题。
　　7月中旬，全国36个大中城市猪肉每公斤平均批发价已经达到18.57元，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商务部预测本轮肉价偏高和供应偏紧至少将持续至明年5月。
　　在老百姓看来，猪价上涨的架势似乎是一夜间形成的。但通过媒体报道，人们才知道2006年起养猪行业疫情蔓延、猪价长期低迷养猪户亏本严重普遍开始缩减养殖规模等行业信息。
　　事实上，一幅猪肉价格的上涨曲线图从去年9月底就已经形成。广东阳春的养猪户何宏林就庆幸自己挺到了那时，没有因为之前的亏本而选择退出。
　　但猪肉涨价毕竟引发了一连串效应。洋快餐涨了，中式快餐纷纷涨价，方便食品和豆制品也掺和了进来。而广州人早餐的包子，也从五毛涨到了六毛一个，因为不好找零，银行兑零点的业务又开始繁忙起来。
　　在东莞农民梁汉帮的记忆里，生猪从来没有这样吃香过。从2004年他到惠州博罗投资建猪场至2006年，养猪从来没有为他赚到过一分钱。
即使是生长周期快的洋种猪，从出生到出栏也需要180天的时间。所以生猪养殖是一项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买卖，而且总是受供应环节的波动而产生巨大的价格浮动，牵引着产业链条不断在循环周期内转动。
　　梁汉帮在2004年进入了这样的循环通道。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这一年，猪肉价格上涨，部分地区肉价达到20年来最高点。与此对应，据农业部统计，这一年年底，生猪养殖量大幅攀升。到2006年，中国人均猪肉年拥有量达到50公斤，超过欧洲人均30公斤的水平。市场人士警告说，生猪养殖的市场风险在加大。
　　此时，产业链上游也发生了异动，生猪的主要饲料玉米价格开始攀升，养猪成本加大。
　　阳春养猪户许经权那几年的财务状况也相当灰暗，他的300多头母猪淘汰了100头，2006年上半年，他的猪场每天打开门就要亏1800元。
　　肉价上涨只是物价轮番上涨的一个缩影。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7月份的数据显示，目前国内食品价格正以高出其他商品价格两倍多的速度上涨，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5.6%。食品价格年上涨率达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的最高水平，比上年同期上升15.4%，其中油、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45.2%。
　　迄今为止，一部分宏观经济专家倾向认为，物价的涨价、落价尚属于正常的市场现象，是随着市场供求形势变化的。广东省政府宏观经济处的谭炳才处长说，新一轮的物价上涨主要是由食品类和商品房类价格上涨带动，它有一个宏观的国际背景。
　　但不少经济学家都从这一轮肉价上涨中嗅出通货膨胀的苗头。广东商学院副校长徐印州教授说，不管政府承不承认，通货膨胀已经发生。
　　养猪业的阵痛
　　7月31日下午，增城小寨农场副场长杨明例行巡视猪舍。
　　每走进和走出一排猪舍，他都穿着长筒雨靴小心地在猪舍旁的消毒水坑里认真踩一遍，这是农场的章程，违反规定他将被处以5000元的罚款。罚款倒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猪场里有猪中招发病。
　　“别指望能治好，这种病目前淘汰率是百分之百。”兽医出身的杨明说。
　　因为严格遵守卫生管理规定，现有400头母猪的国家储备肉基地小寨农场，在疫病中保持了猪94%的成活率，保证每天都能提供30头生猪上市。
　　河源养猪户丘百旋感叹的是：猪越来越难养是不争的事实。其实目前即使没有蓝耳病，猪的死亡率也达到10%左右，养猪不要说赚钱，弄不好还会破产，“疫病一天不除，养猪户不能安心，何来生猪！”
　　如果土种猪价格高一些，你会选择养土种猪吗？
　　面对这个问题，阳春潭水镇的养猪户吴茂勃露出了好笑的表情：“土种猪不会有市场的，养那个猪太慢，没人会养的。”
　　所有受访养猪户都愿意养周转快的洋种猪，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土猪。中国是个有9000余年养猪历史的国家，然而有着悠久传统的土种猪20多年来已经几乎被大规模引进的洋种猪清洗干净。美国长白原种猪、英系大白猪、美国杜洛克猪，这三种猪的杂交后代，占领了中国现在将近九成的猪栏。
　　广州广三保畜牧公司的高级畜牧师丘初集说，政府这10多年来也在努力拯救土猪，但“效果一般”。
　　对于这点，许经权的理解比较特别，2006年中央取消农业税，农民减负1265亿，“这个钱干什么去？不都去买肉了，农民肉吃得多了，只有洋种猪才能满足需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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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樊福好也一致，他认为当前市场的需要还是在量上，“大部分的人需要吃到肉，而且是便宜就好。”　　樊福好说，与土种猪一年的生长期相比，外种猪的优势就是生长速度上和瘦肉率上，从出生到出栏只需要180天，但这种三元杂猪在其他地方不一定有优势，比如肉质的口感、繁殖率等。他始终觉得，这样快速生长的猪种，由于有违自然规律发展变得有些畸形。他认为猪的特性有它自己深层次的东西，然而人类从没有真正探究出它的规律，所以在现代养殖中才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
　　丘初集对洋种猪的担忧也是疾病，在预防猪疾病方面，中国养猪业的经验历来是打疫苗。由于猪种来源复杂，疫苗用得种类多了，问题越复杂，长此以往，“要害死我们的养猪业！”
　　岑学英掐着手指算给记者听，一只小猪从出生三天起要注射疫苗，到45天共注射7支疫苗。还有加了抗生素的饲料，小猪吃了就睡，只有多睡猪们长肉才更快，在养猪户眼里，用上能让小猪皮毛光亮、多睡眠的疫苗和抗生素，这就是科学养猪。
　　对于疫苗，樊福好也不止一次在跟养猪户的讲课中提到，最佳的免疫还是风土驯化，猪的免疫系统长期这样被刺激干扰，当然会出问题。他痛心地疾呼：“不要以为疫苗是万能的，不要以为抗生素是万能的，不要以为现在所谓高科技的东西是万能的！”
　　疫病的暴发给中国的养猪业当头一棒，樊福好说，这是中国养猪业发展中变革的阵痛，经过这场革命，养猪业将检视自身问题，好修正后重新走上发展之路。

　　“一头能繁母猪补助50块，现在正在做母猪数量统计，这个月肯定要把钱发到猪农手里。”阳春畜牧局办公室，副局长陈国刚从阳江市里面开完会回来。窗外暴雨倾盆，他却因兴奋微微冒着汗。
　　8月12日，已经听说国家下放母猪补贴新政策的许经权对记者说，“虽然钱还没拿到，而且这50块钱也远远不够。但大家还是很高兴，这是这么多年来，政府第一次关心我们，第一次重视养猪业了！”
　　猪价亏的时候，他们摸爬滚打撑了下来，没人理没人管。“那些老板，投资什么工业项目的，银行抢着借钱。我们猪农上年亏了下年饲料都买不起，银行也不肯给我们贷款。”直到今年，猪肉涨价成了全国上下的关键词，养猪户们才终于觉得自己不再低人一等。
　　和许多散户不同，许经权一直强调对他的事业——养猪这一行的自豪感。在他中等规模的两个猪场，他指着自家黑亮亮的杜洛克，一个劲儿地夸“多漂亮！”说起养猪，他不止一次提到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
　　“粮食有个最低收购价，我们希望政府也能给猪定个最低收购价，保证我们在猪价跌时不要亏了本。”阳春养猪协会的秘书长黄世浪一再这么说。
　　政府正在研究给猪农开出保险单——黑龙江8月10日开出了生猪保险第一单，政府出48元，猪农出12元，为能繁母猪上保险，保险金额为每头1000元。
　　经济学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董小麟教授担心的是政策的倾斜，很多地方政府都是偏好工业忽视农业，导致农业积极性先天不足，包括养猪业。地方政府如要上个工业项目，会想方设法帮它排忧解难，而养猪场，却因为嫌它脏就直接大片拆掉，而没有想办法让它活下来。“农业污染难道会比那些化工企业大吗？我们中国可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啊。”
　　民生之本还是农业，董小麟希望政府不要就事论事，应把它提升到一个反思的高度，反思我们到底怎么对待问题，而不能头痛医痛，脚痛医脚。
所幸养猪户们并没有一味地等政府的政策，他们在寻找机会学习养猪知识。2004年11月，作为“中国猪苗之乡”的阳春就成立了养猪协会，协会有348名会员，基本都是40头母猪以上的养户，两年多来，协会免费开办讲座20多场，华南农业大学孔小明等教授第一次来为猪农们开讲那天，200多人的会场静得蚊子飞过都听得见。
　　有人预言，这次猪肉涨价风波会将抗风险能力低的散户踢出行业，然而高级畜牧师梁皓仪却不这么看，中国养猪户中散户的比例占到了八成，而且中国养猪的模式也不能跟西方比拟，当然也不可能照抄西方的集约化养猪。
　　也许养猪业经过这一轮的震荡，将不再偏离方向，猪肉的革命，才刚走完第一步。
　　一个猪农的30年账本
　　30年养猪换来的“全国三八红旗手”、“广东省劳模”等一堆荣誉证书，阳春马水镇新风村养猪专业户岑学英装了一抽屉。
　　养猪30年的明细账，也一直装在她和丈夫刘经栋的脑子里。
　　阳春市是养猪大市，有“中国猪苗之乡”的称号，2006年提供175万头肉猪，无论农民还是机关干部，家家户户都在庭院里或山边养猪。
　　1977年-1992年
　　1977年春节后，赤脚医生刘经栋开始担心家里6个儿女上学的学费，赤脚医生的收入始终有限，而一般能够换“活钱”的方法就是养猪。跟岑学英商量后，他们花了20元买了一头小猪苗，猪苗是本地的土猪，喂的也是自家料，像番薯藤、麦菜、黄豆和剩稀饭，都是自家种的东西。养了15个月，猪长到120斤左右，过年前刘家将猪拉到畜牧站宰杀完，到集市上摆卖，每斤猪肉能卖0.73毛，去掉成本净赚60多元。
　　1983年，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热情被调动了起来。5月，刘经栋拍板决定家里大规模养母猪，他借钱一下买了10头土三元杂猪“杜长本”(有土猪血统)，成为在阳春市最早一批养猪上规模的专业户，当时一头母猪成本500元左右，猪肉此时1斤2.3元，卖一头猪可以赚50元，此时一担谷只需40元。
　　这段时期，阳春不少养猪户从四川引进洋种猪，洋猪苗只需养6个月即可长成200斤肉猪出栏，成长周期慢、肥肉多的土猪越来越少。1984年9月，刘经栋买了第一头杜洛克公猪和12头二元杂母猪，而此时一担谷的价钱也不过40元。
　　1988年，中国出现第一次通货膨胀，这一年8月中旬出现抢购风潮。在刘经栋的记忆里，猪价高峰期也在这年来到，猪贩收购价生猪每斤达到3-3.2元，养猪户也开始使用每斤0.8元的调配饲料，养猪成本在增加。
　　1992年夏天，刘家达到了150头母猪的规模，而这年的猪苗只能卖0.5角一斤。由于市场供过于求，刘经栋这一年亏了20万。
　　1993年-1997年
　　1993年开始，猪价回升，人们对猪肉的需求量也大了，这年12月每斤猪肉达到4.8元，1994年12月，猪肉价格更是涨到了每斤7.2元。
　　刘经栋夫妇和两个弟弟，加上两对儿子儿媳和两对女儿女婿12个人，在1994年共同开始集约化养猪。刘家的债务直到1995年彻底还清，同年继续扩大猪场规模，母猪达到了400头。
　　1993年和1994年，国内再度出现通货膨胀，猪肉价格猛涨，与此同时，全国规模化猪场迅猛发展。1996年至1997年是养猪人获利的黄金时期。1997年8月，生猪价每斤7.5元，成为历史最高位，连一头淘汰母猪也能卖三四百元。
　　1998年-2004年
　　1998年4月，又是刘家人经历的黑色年份。农产品价格都在下跌，猪价在跌，刘家猪场母猪已经达到570头，肉猪600多头，全家再度欠下饲料款68万。1999年，因为无法还清欠银行的6000元，当年10月，银行拿查封房子做威胁，催他还钱。刘经栋养猪以来第一次大哭了一场，他想不明白，为何借钱时银行的人笑容满面，可催还款时竟然可以翻脸不认人？
　　2002年，68万元的债务只剩下了十多万，生猪价此时每斤3至3.3元，但一包80斤的小猪饲料也要卖128元。

蓝精灵

现在的价格，是对养殖户亏损的补偿，是对长期漠视养殖人利益的惩罚。现在养殖业从疫苗，兽药，饲料最少60%是被金钱熏黑了的人在做，我们是被宰的羔羊。会有报应的！

燃烧之火

欲哭无泪,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