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猪产能“冰火两重天”：出栏量创新高，猪周期反转为何难“猪”难分？（上）

猪猪侠

一、前三季度产能数据“反差记”：出栏涨、母猪降的背后逻辑

(一)出栏量“涨”声一片：21省飘红下的产能过剩隐忧

2025年前三季度，全国27省生猪出栏数据呈现出激烈的增长态势，21省出栏量显著增长，释放出强大的产能信号。河南省出栏量达4606.95万头，同比增长7.20%，在全国独占鳌头，展现出强劲的产能实力；四川省和湖南省分别以4567.10万头和4501万头紧随其后，同比增长1.2%和2.2%，共同构成“4500万头第一梯队”。这三个省份合计出栏生猪13675万头，占全国比重达25.81%，在全国生猪出栏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这一增长趋势中，部分小产区也展现出惊人的增长潜力。北京市以34.9%的增速成为增长最快的省份，海南省增速也达到9.3%，显示出小产区在产能增长方面的活力。然而，青海省、上海市等6省却面临出栏量下降的情况，其中青海省降幅达19.1%，上海市下降13.7%，反映出区域间产能发展的不平衡。

深入分析，2024年能繁母猪存栏量处于高位，为2025年生猪出栏量的增长奠定了基础，大量新生仔猪成长为出栏生猪。同时，规模化猪场的持续扩张和产能爬坡，进一步推动全国生猪出栏量达到5.3亿头，同比增长1.8%，猪肉产量达4368万吨，再创历史新高。

但在这繁荣背后，产能过剩的问题逐渐显现。市场供需关系失衡，供给远超需求，导致价格下跌。10月，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大幅下跌，较9月下跌1.5元/公斤，降至11.04-12.59元/公斤，养殖户每卖出一头猪亏损超过300元，行业面临较大压力。

(二)能繁母猪“降”幅分化：9省去化vs4省逆势扩张

与生猪出栏量的增长形成鲜明对比，能繁母猪存栏量的变化呈现出“局部去化、整体僵持”的复杂态势。2025年3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为4035万头，仅同比下降0.7%，去产能力度未达市场预期。

分省来看，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化存在明显地域分化。陕西省和浙江省等养殖大省积极响应市场和政策导向，大力淘汰低效产能，陕西省降幅达到8.5%，浙江省降幅为7.7%，为产能去化做出积极努力。然而，广东省和四川省等省份却呈现逆势增长，广东省能繁母猪存栏量增长7%，四川省微增0.3%，与整体去化趋势不同。

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仍高于4100万头的调控绿色区间上限，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峻。部分省份出现“边去边增”现象，如山东省能繁母猪存栏量同比下降2%，但生猪存栏量却达到2670万头的新高，反映出产能去化进程的复杂性和产业韧性过剩问题，给行业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二、区域产能“冷热不均”：第一梯队稳坐江山，小产区加速出清

(一)豫川湘“铁三角”领跑：规模化养殖的“压舱石”

在全国生猪产能格局中，河南、四川、湖南三省构成稳固的“铁三角”，稳居第一梯队，成为全国生猪供应的重要支撑。河南省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完善的产业体系，在产能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前三季度，河南省生猪存栏量达4150万头，同比增长1.8%，规模化养殖优势显著，以牧原等企业为代表，采用“公司+农户”模式，推动生猪养殖规模持续扩大，产能不断提升。

四川省作为西南地区生猪养殖核心区，能繁母猪存栏量达363.8万头，连续3个季度处于绿色区间，产能稳定性强。新希望等龙头企业的深度布局，带来先进的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产业协同带动众多中小养殖户发展，形成庞大稳定的生猪养殖产业集群，保障西南地区及全国的猪肉供应。

湖南省依托正邦等企业的规模化养殖优势，在全国生猪市场占据重要位置。正邦在湖南的大型养殖基地通过精细化管理和科技创新，提高生猪养殖效率和质量，使湖南省生猪出栏量和存栏量保持稳定增长，不仅满足本地市场需求，还向全国输送优质猪肉。

这三个省份的规模化养殖模式成效显著，通过统一养殖标准、科学疫病防控体系和高效物流配送网络，实现生猪养殖的规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提高养殖效率，降低成本，保障猪肉质量安全。其规模化养殖率均超过70%，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成为全国生猪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典范。

(二)北上广深“瘦身”：都市农业下的产能转移

与豫川湘三省的繁荣形成对比，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生猪产能逐渐下降，呈现产能转移趋势。北京市前三季度生猪出栏量虽同比增长34.9%，但主要是小型散户清退后的集中出栏所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环保要求提高，北京市小型生猪养殖场大量被清退，生猪在短期内集中出栏，导致出栏量数据增长，但长期来看，生猪产能持续下降，本地生猪养殖产业逐渐萎缩。

上海市能繁母猪存栏量同比下降13.7%，直观反映出产能下滑。在都市农业发展战略下，上海市土地资源稀缺，养殖成本上升，生猪养殖企业纷纷向周边省份转移。江苏、安徽等邻近省份凭借土地成本低、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地理位置优越等优势，成为上海市生猪养殖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区。这些企业在新地区建立现代化养殖基地，继续为上海及周边地区供应猪肉。

这种“大城市退养、产区扩能”的格局优化了生猪产业区域布局，但也带来新问题。生猪流通成本增加，由于养殖产地与消费市场距离拉大，运输成本、冷链成本上升，最终导致猪肉价格上涨。区域价格差也在扩大，不同地区猪肉价格差异达3元/公斤以上，影响市场公平竞争，增加消费者经济负担。

在产能转移过程中，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生猪产业虽规模缩减，但在产业升级和转型方面取得进展，逐渐向高端猪肉加工和销售领域发展，通过品牌建设和质量提升提高产品附加值。承接产能转移的周边省份在规模化养殖道路上不断探索发展，为全国生猪供应稳定做出新贡献。

三、母猪去化“卡脖子”：三大瓶颈拖慢周期反转步伐

(一)政策工具箱“弹药不足”：从“行政去产能”到“市场自发调节”

2025年是生猪产业发展的关键转折点，政策导向发生明显转变。农业农村部暂停新增养猪项目审批，30多个大型猪场建设计划搁置，向市场传达产能扩张需控制的信号。

然而，在产能去化过程中，政策手段存在局限性。虽然暂停新增项目，但在有效去产能方面缺乏直接有力措施。如在补贴淘汰母猪方面无具体政策，难以激励养殖户主动淘汰低效母猪；环保检测缺乏强制手段，部分环保不达标的猪场仍在运营，导致去产能任务更多依赖企业自觉，进程缓慢。

某上市猪企高管表示，中小散户在持续亏损10个月后才被迫淘汰母猪，而龙头企业凭借雄厚现金流仍维持5%的母猪存栏增速，这种差异导致去产能进程艰难，政策从“行政去产能”向“市场自发调节”的转变，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难以在短期内实现有效去产能，延长了猪周期反转时间，行业承受产能过剩压力。

(二)成本倒挂下的“两难选择”：杀母猪or赌后市？

生猪养殖行业中，养殖户面临艰难抉择。当前自繁自养成本约为16元/公斤，而猪价长期低于12元/公斤，每养殖一头母猪每年亏损高达2000元。但部分养殖户陷入“越亏越养”的困境，如山东一位家庭农场主表示，现在卖母猪收益无法弥补亏损，不如继续养殖等待猪价反弹，这种博弈心理导致全国母猪淘汰率仅为5%，与2018年非洲猪瘟时期的15%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两难选择”使养殖户陷入困境，也增加了行业产能去化难度。养殖户对未来猪价上涨的期待导致母猪存栏量难以有效下降，产能过剩问题难以根本解决，形成猪价越低越不愿淘汰母猪，母猪存栏量越高猪价越难上涨的恶性循环，行业在其中苦苦挣扎。

(三)产能“堰塞湖”效应：大猪企的“规模陷阱”

牧原、温氏等龙头企业在生猪养殖行业占据重要地位，其生猪存栏合计突破1.2亿头，占全国总量的27%。这些企业仍在大力推进智能化猪场建设，不断扩大产能。

行业集中度提升虽增强了企业抗风险能力，但也延缓了产能出清速度。2025年三季度末，全国生猪存栏量达到4.37亿头，同比增长2.3%，创下2014年以来同期最高纪录，形成“产能堰塞湖”，供过于求矛盾突出。

大猪企在追求规模扩张过程中陷入“规模陷阱”，为追求更高市场份额和利润不断扩大规模，忽视市场承受能力。市场供过于求时，即使拥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难以避免亏损。

这种产能“堰塞湖”效应使大猪企面临巨大风险，也阻碍行业复苏。产能过剩导致猪价持续低迷，养殖户利润空间压缩，中小养殖户甚至面临破产风险。大猪企为维持规模和市场份额继续投入资金养殖，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行业陷入困境，只有打破“规模陷阱”，实现有效产能出清，行业才能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来源：现代畜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