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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温`家宝7月1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促进生猪生产持续健康发展的五项政策措施。新政的出台将如何影响猪肉价格走势?能否让猪肉价格这架“过山车”及时刹车?什么才是稳定猪肉价格的治本之策?这些问题引发各方热议。<p class="zhuecontent"><strong> 吸取上轮调控教训</strong></p><p class="zhuecontent"> 能繁母猪补贴、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养殖企业信贷支持……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给生猪养殖户打了一剂强心针。江西一家牧业公司拥有能繁母猪300头,今年预计总出栏生猪6000头。企业负责人表示,国家出台政策对生猪养殖企业是一个鼓励,他正在考虑适度扩大养殖规模。一家畜牧良种场负责人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国家补贴政策的出台,提高了养殖企业抗市场风险和病害风险的能力。大家更敢多养猪、养好猪了。”</p><p class="zhuecontent"> 对此,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分析师蒋从文提醒说:“目前生猪价格利好已刺激众多养殖户扩大生产规模。因此,要加强对市场信息的监测,防止国家促进生产的措施出台后,造成一定程度的非理性扩张,再次出现猪肉价格的大起大落。”许多业内人士都有同样的担心,希望不要重蹈2008年的覆辙。2008年,由于疫病等因素的影响,国内生猪供应量明显减少,猪肉价格大涨,有关部门出台能繁母猪补贴、能繁母猪养殖保险等多项扶持政策,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迅速攀升,出栏生猪数量供过于求,使2009年~2010年猪肉价格陷入低迷。</p><p class="zhuecontent"> 应该说,中国养殖生产市场化以来,在扶持生猪养殖政策上,一直缺乏长期的战略性的举措,生猪一短缺,就出台补贴政策,但由于养殖户多是散养,在市场上并没有价格的制定权和话语权,国家的补贴大多被掌握定价权的销售端群体套利赚走;而在生猪供应充足时,又取消补贴养殖户的政策。政策的这种摇摆,使得中国2猪肉价格一直处于时涨时跌的周期性波动之中,“暴涨暴跌”让养殖户和消费者都很受伤,“价贵伤市民、价贱伤农民”。</p><p class="zhuecontent"> 从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采取的具体举措看,除了一些临时性价格干预措施外,大多是一些长期性的扶持政策。相信这些政策举措一旦落实,能够在短期内恢复养殖户的信心,增加市场供应,平抑暴涨的猪肉价格。但必须指出,鉴于我国养殖业长期以来落后的状况,政府除了保证扶持政策的长期性和连续性之外,一定要研究推动我国养殖业现代化和规模化的战略举措,改变目前整个养殖业小、散、乱的状况,加大政策的力度,这才是真正稳定猪肉价格的治本之策。</p><p class="zhuecontent"> <strong> 短板在养殖</strong></p><p class="zhuecontent">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除非有重大自然灾害或流行病暴发,很少会出现类似中国这样的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的情况。究其原因,我国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是其中的主因。</p><p class="zhuecontent">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村所谓的养猪产业化,更多还是“大散养”的格局。农民依然以一家一户的庭院式圈养为主,尽管多数规模比以前大,但延续的还是“小农经济”的传统。多年来我们一直期盼猪业的转型,包括我国政府给予的大力扶持、各路社会资本的投入等有形的手力推我国2猪肉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事实上,效果不如预期。</p><p class="zhuecontent"> 据统计,目前年出栏量超过5万头的规模化企业占全国总量的比例还不到1%。这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同行的规模化水平,也明显落后于中国家禽养殖业5%的规模化程度。而在整个产业链条上,由于散养户的大量存在,使得中国生猪养殖环节一直十分脆弱。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发产量和价格较大的波动。</p><p class="zhuecontent"> 不仅规模化程度不够,生产技术落后也是制约我国农产品生产的一大“软肋”。目前我国的生猪良种普及率仅为30%多,且对国外良种依赖性强。生猪改良面窄,大部分养猪户饲养的品种较差,导致生产水平低下。科学养殖、防病,进行成本核算和效益分析,通过科学管理提高效益,对很多中小养殖户来说无从谈起。</p><p class="zhuecontent"> 因此,要改变猪肉价格大起大落,必须在改变生产方式方面下功夫。扩大养殖规模,改变散、小、乱的生产格局,尽快实现规模化经营。同时提高技术含量,这是保障生猪生产稳定、优质、高产的基础。</p><p class="zhuecontent"> <strong> 加强肉类产业链建设</strong></p><p class="zhuecontent"> 指望有什么举措能让肉价立竿见影迅速下滑,恐怕不太现实。中国肉类协会副秘书长陈伟建议,着眼长远,当务之急是加强产业链建设。他分析认为,从工业看,我国肉类加工企业加工能力不输发达国家,但从产业链上看,落后发达国家10年~15年。有效的办法是按照工业反补农牧业的要求,以专业化生产、标准化管理、规模化经营的理念和模式改造传统农牧业,加快传统分散饲养方式向现代集约饲养方式转变,建立稳固的原料生产基地,实现肉类加工工业与农牧业的协调发展。</p><p class="zhuecontent">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谈到解决“猪周期”难题时也表示,国家采取收储补贴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更重要的是建立根本的机制,就是规模化、产业链化。“它是一个体系、一个制度,必须走一条支持规模化,产业链化的路,这条路需要企业去探索,也需要国家的支持。”</p><p class="zhuecontent"> “大企业应充当行业整合者。”陈伟指出,大企业有动力,往前延伸到源头即养殖环节,往后延伸即冷链建设,只有整个产业链完善了,猪肉的供应、价格及安全才能稳定可控。丹麦的加工大企业,70%~80%的生猪供应都是自有的。国外发达国家还有一个可借鉴的方法是,肉类企业参股养殖、屠宰等企业,大家在一条产业链上也在一条经济链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样猪肉的供应和价格就会比较稳定。</p><p class="zhuecontent"> 政府应鼓励猪肉加工企业自建猪场,规模化养猪场养殖数量相对稳定,不会暴增暴减,而且应对疫病、研究和判断生猪市场供应量的起伏能力更强,也方便政府部门调控,走出猪肉价格暴涨暴跌周期的可能性更大。陈伟说,国家财政部已经连续两年支持猪肉产业链项目,这个政策应该持续下去,并且应该扩大力度并覆盖整个肉类产业。他还指出,建立有效的肉类进出口机制势在必行。一方面我们不依赖进口,因为有国内大市场作依托。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国内市场有问题,想依赖国际市场发挥作用并不可行,国际市场不可能突然之间提供大量产品满足国内市场的巨大缺口。肉类进出口机制具有类似国家储备的调节作用,实际上是保障供应的长效机制。</p><p class="zhuecontent"> 近期对开设生猪期货的呼声渐高。生猪期货作为一种金融手段,是实现农户和企业规模化、专业化生产的好办法,能帮助养殖户、屠宰厂、加工企业有效规避价格波动的风险,锁定预期利润;更可以吸引更多各层次的投资者积极入市参与交易,活跃期货市场。但生猪期货实施操作起来也并非易事。大连商品交易所早在2008年便对外宣称,生猪期货将很快推出,但至今仍无下文。“大猪肉期货是好事,也是发展趋势,对稳定价格能够发挥作用,但由于市场条件尚不具备,一直搞不起来。中国养殖业大量中小养殖户的存在无法适应期货市场的要求。”陈伟如是说。</p><p class="zhuecontent"> 此外,有专家建议,猪肉消费牵涉到千家万户,政府有必要建立一套灵敏的预警机制,在价格很低或价格很高时及时预警,以便养殖户可以根据市场信息决定养殖规模,避免风险。这种预警机制不是单一部门所能为,而要由多个部门协调联动,要通过信息互通、综合分析、协调联动,及时向养殖户发布预警信息。</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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