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一线坚守：一位禽类病理学家对球虫病防控历程、现状与未来的思考
四十年一线坚守：一位禽类病理学家对球虫病防控历程、现状与未来的思考
Forty years on the frontlines: A poultry pathologist’s perspective o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coccidiosis control
当球虫病研究权威Steve Fitz-Coy博士在1980年代初入行时，他以为自己踏入了一个"濒临消亡的领域"。这位学者回忆道，那正是离子载体类药物的黄金时代，他当时认为球虫病很快将成为历史陈迹。
然而事与愿违，四十年后的今天，球虫病依然是全球家禽业最常见、损失最严重的疾病之一。而在默克集团任职24年的家禽科学家Fitz-Coy，至今仍是球虫病暴发时人们最先求助的权威专家。
随着退休临近，Fitz-Coy认为行业在防控该疾病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但球虫病短期内仍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在接下来的问答中，这位资深禽病病理学家回顾了其漫长职业生涯中球虫病防控的演变历程，并展望了未来可能出现的趋势。
问：球虫病专家可不是天天都能遇到的——您当初为何选择这个冷门领域？
Steve Fitz-Coy博士：我出身农业世家，在牙买加长大，父亲曾是甘蔗种植园的监工。青少年时期，我对家禽的兴趣始于后院养鸡——事实上，早在接触遗传学之前，我就已经在尝试选育改良了。
在牙买加农业学院的求学经历，引领我前往塔斯基吉大学深造动物科学。原本立志专攻营养学，但命运另有安排——我对此毫无遗憾。在奥本大学攻读硕士与博士学位期间，我有幸结识了著名寄生虫学家塞缪尔·艾伦·埃德加博士，他的研究对球虫疫苗Coccivac?的研发具有开创性意义。当时他对我说："你该来我的系。你的战场将在禽病研究领域。
当他第一次递给我几篇关于球虫病的论文时，我连'艾美耳球虫（Eimeria）'这个词都念不利索。"但埃德加教授独特的教学方式让我终身受益——他从不直接给出答案，而是迫使你自己探寻真相。就这样，我对球虫的研究热情被点燃了。如今，我连做梦都会梦见它们！
问：你与埃德加博士一起完成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你们发现了什么？
Steve Fitz-Coy博士：我职业生涯的重大突破始于埃德加博士交给我的一项关于柔嫩艾美耳球虫（Eimeria mitis）的研究。当时学界普遍认为——包括所有文献记载和埃德加博士的观点——这种球虫寄生于禽类上消化道。但连续数月的实验样本检测却一无所获。直觉告诉我研究方向可能有误，于是我悄悄将检测范围转向下消化道。这一转变带来了惊人发现——每个样本检测结果都呈阳性。
这项关于柔嫩艾美耳球虫寄生于下消化道的发现，最终成为我博士论文的核心课题。虽然英国某实验室抢先发表了相同结论，使我的研究失去了首发优势，但这一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学界对该寄生虫生命周期的认知。
问：球虫病虽非新发疾病，却始终是全球家禽业流行最广、经济损失最严重的疫病之一。为何这一顽疾难以根除？
Steve Fitz-Coy博士：问题的症结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人类自身"。正是我们的养殖实践一手造就了这一困境。
首先，现代养殖模式将家禽长期密集圈养。虽然高密度生产对保障粮食安全至关重要，但相比传统放养方式，现代禽舍确实为寄生虫提供了更易滋生的环境。
其次，我们的防控策略本身也存在问题。最初使用化学药物虽效力强劲，但寄生虫仅需接触两三次就会产生抗药性。20世纪70年代问世的离子载体类药物延缓了这一过程，但最终仍难逃相同的抗药性困局。
如今，在生物穿梭（bioshuttle）方案中联合使用疫苗与抗球虫药物也出现了类似问题。虽然这种方案确实能通过药物缓解疫苗反应，但长期来看可能培育出耐受性寄生虫种群，因此此类方案同样需要谨慎使用。
时至今日，球虫病防治仍无万全之策。究其根本，这些微生物在自然选择中被赋予了强大的生存智慧。过度压制反而会促使它们演化出新的生存策略。
问：就疫苗而言——它们能否解决抗球虫药物面临的这些困境？
Steve Fitz-Coy博士：球虫病疫苗的应用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当时Coccivac作为首个活卵囊疫苗问世。在离子载体类药物的鼎盛时期，疫苗一度退居次席；但随着耐药性问题加剧，整个行业意识到必须更战略性地运用有限的防控工具，疫苗因此重获重视。
当前，随着禽业面临日益增长的抗生素减量使用压力——这既源于耐药性问题的严峻形势，也关乎公共卫生风险——行业必须转向更可持续的球虫病防控方案，从而促使疫苗技术重获青睐。
疫苗技术具备若干关键优势：首先，不存在耐药性问题；其次，形成的免疫力持久——这对种禽和蛋禽尤为重要。当与合成药物及离子载体类药物轮换使用时，疫苗不仅能降低耐药性选择压力，还能在环境中播撒药物敏感型虫株。
问：疫苗能否完全取代抗球虫药物？
Steve Fitz-Coy博士：在某些特定场景下确实可以。许多蛋鸡一体化企业已完全采用疫苗方案。在"全程无抗"生产体系（禁用离子载体类药物）及有机养殖体系（禁用合成药物）中，疫苗更是成为了核心防控手段。
然而，在多数养殖场景中仍需要综合防控方案。以高密度肉鸡生产体系为例，艾美耳球虫的暴露压力极高，仅靠疫苗难以避免生产性能损失。此外，若遇超强毒力虫株，疫苗诱导的免疫力可能被突破，此时仍需配合使用合成类药物。
问：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哪些因素制约了球虫疫苗的广泛应用？
Steve Fitz-Coy博士：最大的技术瓶颈从来不在科研层面——而始终在于如何实现疫苗的精准均匀投喂。早期疫苗问世时，我们尝试通过饮水系统接种，但卵囊会像小石子般沉底，导致半数鸡群获得足量免疫，而另一半则完全未接触到疫苗。
随后我们尝试饲料喷雾接种法。这种方法虽然有效，但同样难以在大规模应用中保持效果稳定性。之后业内还曾短暂采用断喙时配合滴眼接种——理论上非常理想，但流水线操作8小时后，工人的接种准确率就会显著下降。
即便如今，喷雾接种舱与凝胶制剂虽显著提升了疫苗吸收率，但人为失误仍难以杜绝。若疫苗储存不当或喷嘴堵塞，防护效果便会骤然下降。而胚胎接种技术虽适用于多数病毒疫苗，却难以应对球虫病——疫苗在胚胎中可能滞留于多个部位，无法在雏禽体内激发免疫应答。归根结底，活疫苗的效力再优异，若未能抵达胃肠道，终将功亏一篑。
问：除确保疫苗规范储存与接种外，养殖企业还需采取哪些措施来保障球虫病免疫方案的成功实施？
Steve Fitz-Coy博士：确保免疫方案成功的关键在于准确识别病原体。当出现坏死性肠炎等肠道健康问题时，人们常武断归咎于球虫病——有时确是如此，但也可能是组织滴虫或梭菌等其它病原体所致。因此，尽管根据症状快速诊断很诱人，但唯有通过专业检测才能确诊。唯有如此，才能选择针对田间流行株的适配疫苗（必要时配合其他制剂）。
问：未来球虫病防控将呈现哪些发展趋势？
Steve Fitz-Coy博士：当前虽有一些新型疫苗技术（如重组疫苗）正在研发且前景可观，但距大规模应用仍有距离。病毒性疫苗只需植入病原体即可获得较好保护效果，而寄生虫疫苗则复杂得多——想想全球在疟疾疫苗上投入的巨额资金，至今仍未取得突破。就球虫病而言，我虽期待这些新技术的发展，但认为活疫苗在未来很长时期内仍将是主流选择。
另一个将持续深化的趋势是营养调控与遗传育种的协同应用。目前，益生元、有机酸等微生物竞争抑制类产品已展现出显著成效——这些添加剂既能优化肠道菌群生态平衡，又能增强肠黏膜屏障功能，从而显著提升家禽对球虫致病性损伤的生理耐受阈值。
作为病理学家，我们往往容易忽视这一点：必须将营养学家纳入球虫病防控体系。因为现代家禽的遗传特性已然进化，这要求我们建立跨学科的防控策略。
总体而言，我认为当前业界在协同理解球虫病防控各要素的整合机制方面已有显著进步，期待未来能更进一步。因为归根结底，球虫病不仅是寄生虫问题——更是系统工程，而系统的持续优化永远需要团队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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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poultry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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