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猪存栏首降1万头！有人减产有人逆势扩张，谁在拖"去产能"后腿？（下）
三、三大深层矛盾：减产号召执行差异的根源分析（一）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中小散户观望情绪浓厚
在生猪行业减产政策实施过程中，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对政策目标实现具有关键影响。虽然国家明确要求在 6 - 8 月调减 100 万头能繁母猪，旨在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引导市场供需平衡，稳定猪价，但实际执行效果与政策预期存在较大差距。7 月全国规模猪场母猪淘汰量仅环比增长 2.1%，与政策预期的快速去产能目标形成鲜明对比 。
深入分析其背后原因，中小散户的观望态度成为政策执行的主要障碍。在河南、山东等地调研数据显示，5 万头以下的散户存栏量不仅未减少，反而逆势增长 3%。这些中小散户在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决策受短期市场价格波动和心理预期影响较大。在当前猪价低迷情况下，他们普遍抱有价格上涨预期，期待市场行情反转，因此选择推迟淘汰母猪，希望在未来获取更高收益 。这种个体理性决策在宏观层面导致政策传导受阻，使得能繁母猪存栏量下降速度远低于预期，成为政策执行的 “缓冲带”，延缓了整个行业去产能进程。
（二）成本分化加剧 “马太效应”，盈利企业缺乏减产动力
在生猪养殖行业，成本控制能力的差异深刻影响着企业市场行为和行业产能调整进程。当前，行业整体处于亏损状态，自繁自养头均亏损 35 元，然而，温氏、牧原等成本领先企业却仍有 100 - 200 元 / 头的盈利空间。这种显著的成本分化现象进一步加剧了行业内的 “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
数据显示，成本前 20% 的企业出栏量占比已达 45%，这些企业凭借成本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由于其成本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即便在猪价低迷时仍能实现盈利。这种盈利状况使得这些企业缺乏减产动力，更倾向于维持或扩大生产规模，以获取更多市场份额和利润 。相反，那些成本较高的企业，在亏损压力下虽有减产意愿，但因市场份额小、资金实力弱等因素，其减产对行业整体产能影响有限。这种成本分化导致的企业行为差异，使得行业去产能政策难以有效实施，市场供需关系难以快速调整，进一步加剧了行业发展困境 。
（三）产能统计存在 “口径差”，部分企业打 “数据擦边球”
在生猪行业产能调控过程中，产能统计数据的准确性至关重要。然而，当前部分企业通过 “隐性扩产” 方式规避政策监测，导致产能统计存在 “口径差”，给行业去产能工作带来极大挑战 。
一些企业采取将商品猪留作种猪的手段，人为增加能繁母猪数量，从而在表面上维持或扩大产能。部分企业为减少成本支出，延迟淘汰低效母猪，使得这些生产性能低下的母猪仍占据产能指标。还有企业以 “优化种群” 名义保留产能，实际并未真正减少产能规模 。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7 月全国能繁母猪中，生产性能低于 80% 的低效母猪占比仍达 18%，这一数据直观反映出当前去产能工作不仅在 “数量” 上进展缓慢，在 “质量” 上更是与预期目标存在较大差距 。这些企业的行为干扰了产能统计准确性，使政策制定者难以准确把握行业产能真实情况，进而影响政策针对性和有效性，阻碍行业去产能工作健康发展 。
四、去产能攻坚战：政策与市场协同作用分析
（一）短期阵痛难以避免，9 月成关键窗口期
当前生猪行业处于产能调整关键时期，8 - 9 月成为决定未来市场走向的关键时间节点。从供应端分析，若这两个月能繁母猪存栏量无法加速降至 4000 万头以下，按照生猪 10 个月的生长周期推算，2026 年一季度生猪供应量将同比增加 5% 。在需求端无明显改善情况下，猪价将再次面临巨大下行压力。据农业农村部监测，8 月第一周，全国生猪均价跌至 14.53 元 / 公斤，同比下跌 28.1%，养殖户经营压力显著增大。若产能去化缓慢，猪价可能进一步下跌，养殖户亏损将加剧 。
不过，市场并非毫无转机。随着发改委收储启动，以及中秋消费回暖，市场供需关系有望得到一定程度改善。发改委已会同商务部、财政部等有关部门挂牌收储 5 万吨猪肉储备，并启动年内第二轮收储工作，17 个省份已开展或启动收储工作，收储 “托市” 效果将逐步显现。中秋、国庆等节假日是猪肉消费传统旺季，居民对猪肉需求将大幅增加。这对于主动减产企业而言，将迎来价格修复窗口期，有望缓解亏损压力，实现盈利 。而那些逆势扩产企业，可能因市场供应过剩面临库存积压风险，库存猪肉存储成本将进一步压缩企业利润空间，甚至可能导致企业陷入更深亏损境地 。
（二）从“行政引导” 到 “市场出清”，行业需要共识性行动
在生猪行业产能调整过程中，虽然牧原等龙头企业已通过公开减产目标（如牧原计划年底将能繁母猪存栏量降至 330 万头）为行业树立榜样，产生示范效应，但要实现整个行业健康发展，还需建立全行业产能调减的 “自律机制” 。
建立数据透明化机制至关重要。推动重点企业按月披露能繁母猪存栏变化，并接受第三方审计，可使市场及时、准确了解各企业产能情况，增强市场信息透明度。如此一来，企业产能调整行为将受到市场监督，避免出现 “数据擦边球” 等问题，促使企业更积极响应产能调控政策 。
政策差异化也是推动产能调整的重要手段。对主动减产企业给予贷款贴息、用地优先等支持，可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从而激励更多企业主动参与产能调减。对于那些低效产能企业，在政策倒逼下将不得不加快退出市场步伐，进而优化整个行业产能结构 。
建立生猪产能预警联盟，实现市场协同化，能有效避免行业出现 “一哄而上、一哄而散” 的周期性波动。通过联盟预警机制，企业可及时了解市场动态，提前调整生产计划，避免盲目扩产或减产。联盟还可组织企业交流合作，共同探讨行业发展趋势与问题，推动整个行业健康发展 。只有通过全行业共识性行动，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实现生猪行业产能优化，为猪价回升和行业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
结语：去产能的本质是 “优汰劣存”
7 月的 1 万头存栏下降，是行业分化态势的阶段性体现而非终点。当牧原等企业凭借技术优势降低成本，当正虹等企业在困境中恢复产能，当温氏等企业借助规模优势逆势扩张，中国养猪业正经历一场 “创造性破坏” 过程。未来，只有那些既能响应政策导向、又能抵御市场风险的企业，才能在产能出清浪潮中脱颖而出。毕竟，去产能的终极目标并非单纯 “减产”，而是实现优质产能的优化与存续。在产能去化过程中，究竟应依赖市场自发调节，还是需要更强有力的政策干预?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专业见解。
来源：现代畜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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