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动物寄生虫第一人 许绶泰
许绶泰:缘“虫”一生许绶泰(1916—1994),江苏吴县人。幼年家道中落,先入苏州农校刻苦攻读,1934年以高分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获农学学士学位。1938年随林世则教授前往千岛之国菲律宾,在一个叫明他那俄的地方经营农场。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菲律宾后,许绶泰奋而参加华侨抗日游击队,转战经年。后入菲律宾马尼拉大学兽医学院学习,师从著名蠕虫学家马科斯·A·图邦基博士,完成鸡蠕虫病的论文,1944年获兽医学博士学位。随后在菲律宾大学卫生研究所寄生虫科任客籍研究员。当时该系的系主任为坎迪多·M·阿菲利亚和他的导师图邦基都是国际知名的寄生虫专家,他们在蠕虫的形态、分类和蠕虫病的病理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在他们的指导下,许绶泰开始了猫类园线虫生活史以及犬钩虫溶血素和获得性免疫等方面的研究。早年海外的科技熏陶,对他以后的专业选择和专业成就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此他走上了兽医寄生虫学研究的道路。
三顾茅庐
盛彤笙作为一名教育家,对人才的重视和热情,超越常人,在许绶泰身上,最能见证他那感天动地的一片真情。
海外飘零10年的许绶泰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国。当盛彤笙得知他有意返国时,意识到这是位国内不可多得的寄生虫学家,不能错过这一机会,赶紧写了封长信,介绍了西北畜牧业的发展前景和学院的筹建情况,邀请他来校任教。1948年8月,许绶泰毅然放弃了在国外的优厚生活待遇,启程回国,盛彤笙立即发出第一份电报:
“许绶泰兄,西北兽医教育大业极待兄等前来綦夥,务盼月底前莅临,弟彤笙”。
许绶泰途经香港,这里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所得知消息后,也到他的下榻处看望,表示了聘请的意愿,当他正犹豫于两可之间时,又接到盛彤笙的第二份急电:
“香港,许绶泰兄,未得信,甚念,宣人兄已到校上课,盼兄速临,弟彤笙”。
终于,他携妻挈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大陆。在江苏吴县老家探亲时,母校中央大学也来人游说他留下来,这时盛彤笙又发出了第三份电报:
“获悉兄已安抵老家探亲,甚慰,弟不日即前来迎请,顺颂大安,弟彤笙”。
1948年10月,他专程来到南京,与正在进修的任继周,赶赴吴县,将许绶泰一家接到了大西北的兰州。一到学校,即被聘为教授兼副教务长,还将兽医专业原来的7科分设为8科,增加了寄生虫科,专门开展家畜寄生虫的教学和科研。
建国初期,国内专业人才奇缺,兽医寄生虫专家尤甚,国内许多单位注目于许绶泰,都想聘请他。建国初期在哈尔滨兽医研究所任副所长的胡祥壁更是多次写信邀请,正好许绶泰在兰州工作了几年后,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特别是建立寄生虫研究所之事进展缓慢,于是不辞而别。许绶泰“失踪”的消息传到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的盛彤笙那里,他焦急万分,尽可能地收集了许绶泰亲友的地址,并对每一处地址及胡祥壁处都寄出亲笔信,劝他回来,承诺一定很快将寄生虫研究所建起来。许绶泰走到哪里,都有一封信等在那里,令他大为感动,写信答应回来。即使这样,盛彤笙还是不放心,又派任继周到上海、南京等地登门去请,许绶泰终于回到兰州。
1951年秋,盛彤笙兑现了诺言,家畜寄生虫病研究所正式成立,成为甘肃省高校成立的第一个研究所。许绶泰被聘请为主任,配备了毕业留校的赵纯镛、沈斌元等为助手。他还利用在西北局财经委员会任职的有利条件,争取该委员会拨小米20万斤,作为成立的开办费;又通过西北畜牧部联系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拨委员会华东分会,拨发一批与寄生虫研究有关的器材。许绶泰还订购并制作了大量的寄生虫标本,这些标本从小西湖沿用到黄羊镇再到营门滩,很多家畜寄生虫已经绝迹,这些东西现已成为珍贵的品种和无价之宝。
由于盛彤笙三顾茅庐般的诚意,许绶泰终于在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稳下心来,从事家畜寄生虫病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为围歼大西北牧区的牲畜寄生虫病,促进大西北畜牧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结缘家畜寄生虫病
1949年冬,河西地区爆发牛瘟,盛彤笙当即决定派出许绶泰、秦和生率领师生70余人,组成“河西牛瘟防治工作团”,于1950年1月27日赴河西防疫。他们在冰天雪地的草野中前后奋战了三个月,对永昌、武威、古浪和永登4县的9万多头牦牛和黄牛进行了预防注射,有效的控制了疫病的传播,取得了防治牛瘟的重大胜利。
1951年初春,宁夏由于寄生虫病造成羊只大量死亡。许绶泰,胡思超、张思敏等在调查后,提出了改进饲养管理、进行大规模寄生虫病防治等措施。西北兽医学院派出师生奔赴疫区,指导开展了大规模的绵山羊寄生虫防治,有60多万只羊经过药液和投放内服药品,基本上控制了危害最大的疥疮和捻转胃虫等寄生虫病,很快就扭转了羊只春季大量死亡的局面。
一个名家的到来改变了一个学科领域。许绶泰和他的团队显示了很强的科研实力,先后开展了牲畜的多项寄生虫病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他们在甘肃兰州、岷县、武威,宁夏贺兰、盐池等地进行绵羊蠕虫区系的调查,提出了季节性的驱虫防治措施,通过早期驱虫药物进行了药效试验,确定了各种药物使用浓度指标。在深入农区、牧区的调研和寄生虫防治实践基础上,许绶泰教授提出了“家畜疫源地理论”,并写出了《家畜疫源地理论的基本概念》一书,在全国首开疫源地研究的先河,对家畜疫病的防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52年,宁夏牧区给当时领导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彭德怀同志打电报,报告牧区的骆驼发生了一种不明病因的“驼蝇疫”,大量骆驼死亡,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指示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尽快派教师去诊治。许绶泰亲自带领寄生虫教研室的部分人员,深入到巴音浩特蒙古族自治州的荒漠草原,在当地兽医部门报告情况的基础上,他们进行了大量的现场调查和实验室检验,最后确诊为骆驼伊氏锥虫病。在国内首次查明了骆驼锥虫病的传播途径、流行规律,并摸索出一种在现场快速诊断骆驼锥虫病的方法——升汞全血反应法,治愈了大批病驼,骆驼锥虫病的大面积流行得到了控制,并在内蒙古全区和新疆推广应用,受到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嘉奖。
经过反复试验,许绶泰还在反刍动物抗蠕虫药的药量投放的研究上取得进展,证明1%浓度的硫化二本胺要比苏联介绍的10%浓度效果要好。这一研究对我国控制和最后消灭家畜寄生蠕虫病起着重要作用,并为开展大规模驱虫节省大量资金,新华社为此发专电《西北畜牧兽医学院教师在寄生虫学研究上获得成绩》向全国报道,这在兽医界还是首次。这一时期,许绶泰在寄生虫学的分类、生物学、流行病学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在国内首次确定了许多家畜寄生虫病病原,并对病原名称、专业术语作了规范性的命名,为该学科规范命名、科学用语奠定了基础。同时发现、命名了一些病原新种(已列入世界专著),这项成果获甘肃省表彰奖励。
1957年,正值南方十二省市轰轰烈烈的血防运动拉开帷幕之时,农业部在兰州举办了一个全国家畜寄生虫病讲习班,从各省市抽调几名专业人员进行集中培训。当时各行各业都强调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经验,而许绶泰教授却积自己多年对于科学的理解和认识,强调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要注重实际。讲习班也不能一味地照本宣科,要进行“生产实习”。征得农业部的批准,作为主讲人的许绶泰教授率领讲习班的40多名学员来到了江苏省南京市,随后会同南京市的一部分专业人员,深入到了高邮、宝应、金湖等苏北地区,并来到南京的浦镇等地的屠宰场,进行了大规模的耕牛血吸虫病实际情况的调查。
当时,要不要进行家畜及耕牛的血防,看法不一。在1956年的南方血吸虫病全国会议上,许绶泰教授即力陈家畜血防的重要性,他提出:“防治血吸虫病应有三大战场,即人的、钉螺的和家畜的。而只重视前两个战场忽视乃至无视后一个战场,势必影响整个血防工作的积极展开。”但他的主张在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讲习班的学员通过大量细致扎实的实际工作,总结出了名为《中央农业部江苏省耕牛血吸虫病调查》的报告,报告的结果和数据与许绶泰教授的主张正相吻合:牛的血吸虫病感染率远远高于人的血吸虫病感染率,黄牛高达40%,水牛也有10%。紧接着在江西的又一次调查再一次证明了家畜血防工作的重要性。从此,家畜血防工作在我国正式大规模地展开。这对我国消灭血吸虫病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通过深入农区、牧区得来的实践经验,许绶泰教授提出了“家畜疫源地理论”。这一理论强调研究家畜疫病病原体的分布区,强调用密切联系环境的观点来控制和防治疫病;它的任务是探讨疫病的存在、分布、发生、发展方面的普遍规律,以及疫病防治研究的方向。特别是“猪姜片吸虫病疫源地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理论。在以后,这一理论对家畜疫病的防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61年以后,许绶泰在国内外发表了《绵羊春季感染高潮及其预防》的文章,标志着我国对这一现象的注意,并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在他的主持下,对西北地区绵羊消化道线虫病的病原、感染情况、传播途径、季节动态等进行了调查研究,绘制该类寄生虫病的地理分布图,同时对危害绵羊较严重的血矛线虫、食道口线虫、夏伯脱线虫、肺线虫及莫尼茨绦虫、羊鼻蝇幼虫等进行了驱虫试验,研制出有效的驱虫药物及用药方法。多年来,西北地区把这些方法作为经典推广应用。
许绶泰在人才培养上更是桃李满门。他创建了家畜寄生虫与侵袭病教研室和实验室,充实了教学和科研队伍,编写了教材,制定教学大纲,为我国兽医寄生虫病教学、科研、生产一线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解放初期,他受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委托,在西北畜牧兽医学院举办了多期家畜寄生虫诊断班,为县、旗培训了150多人的基层兽医人员;他受农业部委托,承办了高等农业院校家畜寄生虫学师资讲习班、全国农校师资训练班,先后接纳了湖南、湖北、广西、云南、贵州、福建、南京及陕甘、宁、新等省市的大批专业进修人员,他们均已成为各省市的骨干力量。据1956至1962年的统计,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及后来的甘肃农业大学,接待全国各大专院校进修教师221人,其中91%的就是师从许绶泰学习寄生虫学和侵袭病的。
1953年起,许绶泰在大西北首开研究生教育培养,为全国高校及科研单位输送了一批高级专业人才。
鉴于许绶泰对畜牧兽医事业发展作出的巨大的贡献,他先后2次荣获甘肃省先进工作者称号,一次荣获全国先进生产者光荣称号。1959年,许绶泰担任了甘肃农业大学副校长,同时是甘肃省畜牧兽医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
许绶泰著作丰盈,一生发表论文60多篇,其中14篇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主要著作有:《应用冷冻辐照童虫苗及冻融童虫苗来预防日本血吸虫病》、《家畜寄生虫学与侵袭病》《家畜寄生虫病》等,主持翻译了俄文《家畜寄生虫学简明教程》等译著。
1966年后,许绶泰因身体原因离开甘肃农业大学,调任上海家畜寄生虫病研究所所长,继续从事球虫、血吸虫等寄生虫病防治研究工作。1976年前后,许绶泰教授选择了新课题——“鸡球虫病虫种调查与球虫病的防治研究”。鸡柔嫩艾美尔球虫病是南方家鸡的重要疫病,对养鸡业的发展危害很大。当时,在我国鸡场主要都是靠呋喃西林和呋喃唑酮来防治雏鸡球虫病。这类药物由于多年连续应用,普遍地产生了抗药性,因此基本上已经不能解决生产中鸡球虫病的问题。许绶泰教授和他的合作者史天卫研究员等在投入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后,经过努力摸索,系统地提出了上海市球虫虫种的分类,并在药物防治即增效磺胺等方面获得了成果。在他的建议下,湖北医工所首次在我国合成最新抗球虫药——氯苯胍。许教授用它进行了鸡球虫病的笼饲试验、舍饲试验和田间试验。应当指出的是,这套研究方法是由许绶泰教授首次引入我国。这一方法得到全国同行的认可并应用到现在。目前,国内仍生产氯苯胍,而且还是非常重要的抗兔肝脏球虫病的有效药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绶泰教授被任命为全国血吸虫病防治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从那时起,他把工作重心转向了血防工作。当时血防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要进一步摸清不同类型流行区血吸虫病流行的特点,针对不同特点制订科学的防治对策。1979年,许绶泰教授和课题组的一班人,深入到了湖南省的洞庭湖、目坪湖地区,进行耕牛及家畜血吸虫病的调查与研究。这项工作牵涉的人员之多,以及历时之长,为历年来的血防科研工作所罕见。从1979年开始的两年周密的调查结束后,于第三年研究、确定了“联防围歼疫源”的对策,并在接下去的三年中对这个对策进行了考核。以许绶泰教授为主的课题组发表了一系列以“目坪湖血吸虫病的调查及防治对策的研究”为总题的论文。通过大量的摸索、调查、研究,证明了家畜是血吸虫病的主要传染源,并进而提出“人畜同步”防治的对策。1985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兽医寄生虫学”第11次年会上,许绶泰教授宣读了对于洞庭湖、目坪湖地区血吸虫病调查情况、防治对策及其对对策的考核的论文摘要,引起了与会者的浓厚兴趣。“以灭源为主,结合易感地带灭螺”“人畜同步化疗”方针的提出并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无不意味着我们在对血吸虫病防治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而这其中,无不凝聚着许绶泰教授等人辛勤的劳动。
从1981年到1983年,许绶泰等与美国依阿华大学医学院多名学者合作进行了耕牛血吸虫病免疫预防的研究,并被该大学聘为客座教授。他们利用来自钴60丙种射线辐照的日本血吸虫尾蚴和童虫作为活疫苗,在我国安徽省血吸虫病疫区,对耕牛进行了免疫田间试验,结果对耕牛的保护率达到70%-75%左右,效果较为理想。许绶泰教授在1980-1981年访美期间,和美国一些当代知名学者进行了合作研究,包括猪蛔虫体外培养的研究、紫外光辐照的曼氏血吸虫活苗免疫小白鼠的研究以及曼氏血吸虫攻击尾蚴消耗部位的组织病理学研究。为表彰他的辛勤工作,1980年美国农业部动物寄生虫学研究所给他发了荣誉证书。
1987年,许绶泰光荣离休后被返聘留用,针对血防工作的难点和需要,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预防苗的研究。他曾看到过一篇美国宾城大学的一位病理学教授的文章,该文是对世界血吸虫病疫苗研究学术讨论会的总结文章,其中谈到了世界上童虫苗的研究已发展到了相当规范化的程度。于是许绶泰给这位教授写信,问及详细情况及有关的资料。这位热心的国际同行随即把许绶泰的情况介绍给了英国伦敦大学的马丁·泰勒教授,并回信给许绶泰,要他与泰勒直接联系。这位同样热心的马丁·泰勒先生从此开始了与许绶泰的科研合作与亲密往来。他们向欧共体争取到了一笔65万人民币的科研经费,从此,翻开了许绶泰及家畜寄生虫病研究所(原家畜血吸虫病研究所)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崭新一页。先后与美国依阿华州大学、英国伦敦大学、世界卫生组织、欧盟建立了国际协作关系,争取到国际有关组织的财经资助,合作进行动物血吸虫病免疫预防苗的研究,为我国兽医寄生虫科学研究走出国门,跻身世界学术之林,立下汗马功劳。许绶泰还历任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上海农学院副院长,上海市畜牧兽医学会第四届副理事长,中国农学会第二届理事,《中国兽医寄生虫病》杂志主编,上海市第五届政协委员等职。
1994年,许绶泰病逝于上海,享年78岁。
(根据王香平研究员著《深切缅怀我国著名寄生虫学专家许绶泰教授》等资料整理)
歇歇吧 盛老对甘农真可谓呕心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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