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疫病频发原因及防控策略

杜洁茹

动物疫病频发原因及防控策略

□马兴树（河北工程大学农学院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056021）

        纵观畜牧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动物疫病的发生接连不断，特别是近年来疯牛病、禽流感、口蹄疫大规模跨境传播，不但威胁人类健康，还对各国经济和社会领域造成冲击。面对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动物疫病却愈演愈烈，问题的症结何在？本文仅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探讨动物疫病频繁发生的原因及其防控策略。

        1动物疫病频繁发生的原因

        1.1品种选育

        在动物饲养实践中，人类为追求动物的快速生长，在品种选育上过分偏重于生产性能的提高，而忽视了机体抗病能力的保持与加强，使动物更易受病原体的侵袭。饲养的动物（如猪、鸡）在人工的保护下（如药物和疫苗），虽然其生长速度越来越快，但抗病能力却每况愈下。如在猪的选种育种方面，人们过度追求瘦肉率，背膘虽然越来越薄，眼肌面积也越来越大，肌间脂肪含量越来越低，但猪的抗病能力却越来越差，各种综合征如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PRRS），断奶后仔猪多系统衰竭综合征（PMWS），猪皮炎/肾病综合征（PDNS），呼吸系统综合征（PRDC）等接踵而来。因此，在品种选育上要遵循物种进化规律，尽可能避免过度的人为干预。

        1.2饲养密度

        动物的高密度饲养为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提供了条件。众所周知，亚洲是世界的流感中心（1957年、1968年、1997年和2003年亚洲和香港地区发生禽流感和人流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亚洲人口密度大，动物和人群混居，特别是猪和禽类近距离饲养。有研究认为，麻疹病毒的流行需要50万人口的规模来维持，犬细小病毒病的流行也需达每平方千米12条易感犬，而当每平方千米降到6条易感犬时，细小病毒病的流行即会停止。又如，鸡传染性支气管炎（IB）于1930年首次发生时被认为是雏鸡疾病，40年代后蛋鸡出现呼吸道症状和产蛋下降、60年代发现肾型IB、90年代出现腺胃型IB、随后又有肌肉型IB、肠型IB的报道，研究认为不同病征IB的出现与鸡群的高密度饲养密切相联。实际上，对动物的养殖不应盲目追求单位面积的载畜量，而要强调单位动物的空间拥有量，提倡动物福利。养殖业现代化不是“现大化”，集约化也不是“高密度化”。

        1.3封闭饲养

        动物与病原的相互斗争主要在人工设计的舍内进行。人们总是以为只要动物处在封闭的环境中，动物就会很少生病，但往往事与愿违。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人们一方面对自己饲养的动物进行封闭，另一方面又不断从外界（尤其是国外）引进新的品种（也包括新的病原体），使动物群体的病原谱（即动物群或动物个体及其周围环境中所有的病原）平衡被打破。科学研究发现，新猪种的引进仍是当前PRRS发生的主要原因。既然动物接触病原体是不可避免的，那问题就是“多早和多少”？而实际中则常常是“太早和太多”！

        1.4病原复杂

        当前发生传染病往往不是单一的病原体所致，而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病原体共同协同作用而造成的。多病原混合感染或继发感染已成为发病的主要形式。由于多病原的感染，使患病畜禽所表现的临床症状没有诊断特异性，而是表现为一系列的综合症候群，使病情复杂化，增加临床诊断的难度，也给疫病控制带来困难，导致畜群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高，造成更大损失。如PRRS、PMWS，PDNS，PRDC，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这些所谓的“多病因呼吸道疾病”（MRD）或“复合病因呼吸道疾病”，不仅给诊断带来诸多困难，而且造成动物机体对多种致病因子的易感性增强和疫苗免疫失败。

        1.5病原变异

        病原的适应性和毒力变异是病原在寄主中更好生存的基础。病原因子在环境压力与机体免疫压力下，不断发生变异，出现新的变异株与血清型，如口蹄疫、禽流感、链球菌等，病原因子毒力变异导致新的流行，甚至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如禽流感对哺乳动物的毒力增强，导致人的感染；新型链球菌致人感染发病甚至死亡。近年来出现的病毒超强毒、超超强毒、变异株，使疾病的表现愈来愈不典型。如传染性囊病（IBD）的超强毒、变异株，马立克病的超强毒、超超强毒，流感和口蹄疫的变异株等。此外，非典型新城疫、温和型猪瘟与病毒的变异也不无关系。老病出现新症状，老病原出现新变异。然而，一个特定的寄生物与其宿主之间相互作用的动力学通常需要长期的过程来稳定。

        1.6传播媒介增多

        传播媒介是指参与传播病原体的各种外界环境因素，包括两类∶即生物（媒介者vector）和无生命的物体（媒介物vehicle）。近年来由于“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全球气温变暖，地球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各种生物数量和种群结构改变，激活了病毒、细菌和寄生虫等病原体，并给储存宿主和传播宿主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媒介昆虫的生长繁殖，使其体内携带的病原体致病力增强，促进了虫媒传染病的暴发与流行，如疟疾、血吸虫病、病毒性脑炎、登革热乃至艾滋病（AIDS）等的传播。人类生产建设造成自然环境改变，给病原微生物、寄生虫及其储存宿主和传播宿主的繁衍创造了良好条件。全球化生产、贸易与发达的交通加速了疫病传播。此外，野鸟和野生动物在疫病流行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候鸟迁徙促进了病原体远距离传播。

        1.7药物危害

        虽然动物饲养环境越来越“好”，但养殖业中被迫使用的药物种类却在不断增加。人医和兽医临床及饲料添加剂大剂量、大范围、多种类无限制地使用抗菌药物，加快耐药菌株的产生和变异，人类的食品安全已受到严重威胁。药物的应用大致经历了人畜共用、饲料专用、高效低残留三个阶段。表面上看，药物作为饲料添加剂的应用确实可提高动物增重和饲料报酬，也是迄今为止防治细菌性疫病的有效手段。但滥用药物导致耐药菌株的致病强度远比普通菌株的致病强度大，致使疫病的治疗失败。细菌菌株的多重耐药性明显呈上升趋势，60年代菌株几乎没有多重耐药性，70年代出现四耐、五耐菌株，80年代则五耐、六耐、七耐菌株居多，到90年代七耐以上的菌株比率接近90%，2000年代出现的绿脓杆菌，对氨苄西林、阿莫西林、西力欣等8种抗生素的耐药性达100%；肺炎克雷伯菌，对西力欣、复达欣等16种高档抗生素的耐药性高达52%~100%。2010年研究者发现携有一个特殊基因ＮＤＭ-1的数种细菌即“超级细菌”具有超级抗药性，目前多发现于大肠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等细菌中。因此，科学合理地“用药”将是有效防治疫病的明智之举，尤其要慎用广谱抗菌药和消毒药。正如William Osler所言“是否愿意服药大概是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切勿将我们的意愿强加于动物，而使用药物的最终目的就是不再使用药物！

        1.8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是指社会各分子之间所表现的交互关系和共同行为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环境，生产力、生产关系、人口数量、文明程度、社会制度（如保密制度、补偿机制等）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等。社会因素对动物疫病的影响不同于生物因素，它具有：非特异性（某种疫病的流行很难确定一种特定社会因素的作用）、交互性（各种社会因素对动物疫病的影响不是平行的，而是互为条件的）、广泛性和持久性（社会因素的普遍性决定了对动物疫病作用的广泛性）、双向性（社会因素对动物疫病起着促进或制约作用）、不稳定性（社会因素对动物疫病的影响是无形的、缓慢的、长久的）。因此，社会因素总是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动物的健康。

        2动物疫病防控策略

        2.1重视疫病的病原生态学及流行病学研究

        我国是世界动物养殖数量和从业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许多养殖企业及其产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因此，为促进我国养殖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尤应重视并加强我国疫病的流行病学（包括分子流行病学）调查、尽可能地查明疫病发生的种类，以便采取针对性的诊断、防治策略，探素出一条适合我国动物保健的“特异性”生物安全体系。

        2.2加强动物抗性遗传及功能基因研究

        动物抗性遗传及其相关功能基因的研究是将来抗病育种的方向，也是解决动物疫病的根本措施之一。跟踪人类和动物基因组计划的最新研究成果，利用基因敲出、转基因动物等多种现代科技，研究和利用动物的抗性遗传和功能基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2.3探讨动物疫病跨种感染机制的研究

        动物病原体跨种感染不仅导致疫病难以控制，而且对人类健康构成更大的威胁。如全球发生的禽流感、印度的鼠疫、日本的疯牛病、美国的结核牛、英国的口蹄疫以及须严防越境传播的流行性脑炎、森林脑炎、黄热病等疫情警报接连不断。这些频繁发生的跨种传染病（多宿主传染病或人兽共患病）迫切需要弄清其感染的分子机制，为有效控制及药物设计提供实验依据。

        2.4开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药物和疫苗研究

        为了降低疫病对动物产生的有害影响，药物治疗和疫苗接种在养殖业上得到了广泛地推广应用。但总体而言，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药物和疫苗创新研制方面，仍有很多不足。我国疫病发生种类多，病原病型复杂，一味追逐“名优”产品未必适合于我国的养殖业。因此，应加大人力、财力投资，尽快建立一支适应我国畜牧业市场需求的研发队伍，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更有效、更经济、更有针对性的药品和生物制品。

        2.5强化动物重大疫病鉴别诊断技术研究

        疫病的快速准确诊断是采取科学防治措施的前提。按照国际惯例，重大疫病的控制首先是接种疫苗，然后缩小疫点，最后扑杀，最终达到根除目的。而对一些烈性传染病如疯牛病、口蹄疫、禽流感等一旦发现就地扑杀并做无公害化处理，同时严格监控，杜绝外来病传入。由于大量扑杀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认可通过疫苗免疫配合强弱毒感染鉴别诊断方法来控制和消灭口蹄疫、猪瘟和禽流感，这也符合我国国情。因此，进行快速准确的鉴别诊断技术研究是有效控制乃至最终消灭动物重大疫病的重要手段之一。

        2.6建立多学科攻关机构

        一般来说，研究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类。但不论从事那类研究的学者，其研究领域相对较狭窄。因此，如能把多学科（如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病理学、免疫学、毒理学、遗传学、营养学等）研究人员组织在一起，针对重大动物疫病的保健问题进行协作攻关将最有可能获得成功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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